后的印度在制定司法制度时希望遵循这样一个政策，即'纠正历史造成的不平衡'.这一政策在《印度宪法》有关'平等'的条文中，有明确地体现。"[14]印度最高法院运用宪法规定，采取了多种倾斜性的判决使弱势者的权益得到补偿和特殊关照。如它革新了陈述权的概念，把肯定性救济发展到任何美国先例都未达到的地步，从而为更容易地获得司法帮助提供了方便。印度最高法院在促进人权的过程中露了一手绝活：在基本权利中纳入了"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像国家有义务提供像样的生活水准、最低工资、公正人道的工作条件、提高营养和公共健康水平等等。在Francis Chralie Muffin一案中，法官巴格瓦蒂宣称："生命权包括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包括所有与此相关联的东西：基本的生活必须品如足够的营养、衣着和栖身场所。"[15]再如，法官利用法学的能动主义努力去掉形式主义来达到分配的公正，印度最高法院开始把许多宪法性诉讼转变为公众利益诉讼，旨在使社会正义成为普通人可以获得的东西，使他们有可能实现其社会的和经济的权利，但现在最高法院日益被人民以及法官们认为是"被压迫者和困难者最后求助的场所".我们在印度发展起来的公众利益诉讼模式是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及其他软弱的阶层的人在政治经济方面"寻求回旋活动地位"的。改变传统的办事规则，创立了书信管辖权制度[16].其他一些普通法系国家也采取宪法司法方法保护弱势群体。在日本，妇女是社会弱势群体。"日本没有美国的那种对待黑人以及（特别在过去）小宗教派别和种族团体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经济歧视格局；但在它的同第14条平等要求有关的记录上却也是污迹斑斑。……1985年的《平等雇佣机会法》增加了职业女性的择业机会。在同样的学历条件下，妇女的基础薪金正日趋接近于男子；但与美国一样，在晋升机会上存在着性别歧视。"[17]法院为此对妇女的平等权利进行保护。在昭和四五年八月二六日名古屋地判等案件中，法院判决认定：女性从业人员结婚时应一律退职之惯例，乃就劳动条件依性别所加之不合理差别待遇，对女性从业人员之结婚自由而加以制约，故违反宪法第14条、13条、24条之精神及民法90条而无效。[18]1993年6月23日东京高等法院作出的二审裁判中，裁定日本民法典第900条关于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为婚生子女的1/2的规定违反宪法第14条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的规定，维护了非婚生子女这一弱者的宪法权利。[19]在澳大利亚，原著居民由于英帝国的入侵而使土地的所有权受到白人掌权者的侵害和剥夺，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属于弱势者。1992年，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其自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来最富冲击力的判决，即玛伯诉昆士兰州案（二号）（以下简称"玛伯"），使原著居民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恢复和承认，并在澳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20]最高法院认为昆士兰议会通过了昆士兰沿海岛屿宣布法对原住民族之权益有负面影响而不影响非原住民族，构成种族歧视，该法律和1975年联邦政府通过的反种族歧视法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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