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意自由主义的平等观，主张多数人理论。在保护个人权利上，他们质疑非文本的宪法分析，但在实施分权与联邦上他们热衷于非文本的结构解释。实际上，保守主义涵盖了许多法律与经济、公共选择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运用微观经济学原则去描述或预测政府决策者的真实行为，包括立法者和法官。[14]然而，保守主义理论否认自由主义的信条——宪法应与时代协调且法院主导，相反，他们坚持法官应与时代协调以符合宪法。[15]

　　男女平等主义理论把妇女权利与保护整合、统一进宪法。批判的种族主义理论致力于分析白人主导的法律体制下种族与民族问题，努力公然地或隐讳地对抗种族控制。后现代主义理论则是一种反对理论的理论，质疑整个法律解释学[16]，质疑内涵或意义的意义，否认推理；通过否认任何根本性的东西颠覆哲学权威。但尽管遭到许多学者批评，后现代主义仍成为法律学界的主流理论之一，并对司法产生影响。它削弱对宪法解释的传统理解，认为是解释者的理解，而不是法律文本有意义。一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学者斯坦利？菲舍，坚持法官不能局限于理论或外部规则中，而应以其本身的方式行为，因为他们个人深深地植根于法律和裁判的环境中。[17]

　　应当承认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英美宪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但试图以一概全并非正确之举。其实并无必要权衡比较出优劣，如此之多的理论本身已说明，宪法在个人生活、市民社会以及国家政府中的重要地位

　　三、英美宪法哲学对我国宪法哲学研究的启示

　　从英美宪法哲学可以看出，宪法的作用在于限制权力、保障私有、巩固政权并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我国，学者们对于宪法的研究与宪政实践的发展相联。上世纪30年代主要集中在比较法学层面，在整理宪法知识的过程中注重了宪法文化特性的研究，但因宪法实践是党派政治理想和主张的表述，因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宪法实践上，宪法自身的逻辑规律与历史传统被否定；80年代后宪法逻辑学的思考方法逐渐为宪法学者认可，宪法学研究体系呈多元化趋势。[18]但对中国而言，摆脱工具主义的立宪观，实现以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这样的价值取向来行宪，仍然是其奋斗目标。英美宪法哲学之于我国而言，至少具有一点启示，即强调法治社会中宪法对权力的控制与约束，使政治关系置于宪法的支配之下。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如何维护宪法的至上性是其重大理论课题。一方面宪法要积极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需要以宪法的规范性约束社会的现实性。社会变革时期容易出现合宪性危机问题，因而更有必要维护宪法权威，根据宪法规范及其确认的原则判断变革的需求妥当与否。[19]宪法哲学以权力和权利为研究范畴，两者间的关系构成其关系网络。[20]有鉴于我国宪法文化传统上对权利的忽视以及现实生活中权力的膨胀，本文认为我国的宪法哲学应以保护权利与自由，维护公正与秩序为基本的价值目标进行构建，以引导中国能尽早走向真正的宪政之国。

　　注释：

　　[①] See generally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67）。

　　[②] See Michael V. Hernandez， “A Flawed Foundation： Christianity's Loss of Preeminent Influence on American Law”， 56 Rutgers Law Review 625， 634-38.

　　[③] William J. Stuntz， “Christian Legal Theory”， 116 Harvard Law Review 1707 （2003）。

　　[④] See generally Robert Lowry Clinton， God and Man in the Law： The Foundations of Anglo-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7）； Ellis Washington， The Inseparability of Law and Morality： the Constitution， Natural Law， and the Rule of Law，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2）。

　　[⑤]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C.A. Gask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51）。

　　[⑥] See Alexander Hamilton， The Federalist No. 84， ed. By Clinton Rossiter，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1）。

　　[⑦]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2页。

　　[⑧] Jean Blondel，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Government， （London： Weidenfeld  Nicolson， 1969）， p 266.

　　[⑨] 参见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1页。

　　[⑩] 参见黄春兴：《经济学者的修宪论：哈耶克与布坎南的争议》，载《当代》（台湾版）1992年5月号。

　　[11] Paul Campos， Three Mistakes about Interpretation， 92 Michigan. Law Review 388 （1993）。

　　[12] Thomas Grey， Modern American Legal Thought， 106 Yale Law .Journal 493 （1996）。

　　[13] See Walter Berns， “Conservativism”， in 2 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eds. by Leonard W. Levy  Kenneth L. Karst，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0， 2nd ed ）， pp 507-510.

　　[14] Daniel A. Farber  Philip P. Frickey， The Jurisprudence of Public Choice， 65 Texas Law Review 873 （1987）。

　　[15] See generally Economic Liberties and the Judiciary，eds. By James A. Dorn  G. Manne， （Virgini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7）。

　　[16] “[T]here is really no identifiable hermeneutic party in current constitutional law and theory.” John T. Valauri， Interpretation， Critique， and Adjudication： The Search for Constitutional Hermeneutics， 76 Chicago.-Kent Law Review 1083， 1086 （2000）。

　　[17] Stanley Fish， Fish v. Fiss， 36 Stanford Law Review 1325 （1984）。

　　[18] 参见莫纪宏：《论21世纪的宪法学构建基础》，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

　　[19] 参见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

　　[20] 参见刘志刚：《宪法的哲学之维》，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1期。

　　原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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