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结果可能是导致国家权力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更深程度的侵犯，这一代价将是深远的。

　　宪法权威是宪法正当性的表征，也是区分法治政府和人治政府的重要基准。宪法权威是宪法的法律强制力和社会公信力的集成。近代成文宪法产生以后，宪法作为国家实定法的一部分，当然被赋予国家强制力。只是这种强制力并不限于普通法的司法强制力和行政强制力，它还包括赋予立法者一种行宪的责任，强调立法贯彻宪法的作为义务。宪法的公信力来自于多个层面：通过宗教赋予宪法神圣性，使人们真诚地崇奉宪法；通过社会大众的共同约定，产生一种自律性的义务，而自觉遵守宪法；通过宪法制定的民主性和宪法内容设定的正当性，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宪法。宪法不能没有强制力，但宪法又不能只有强制力。强制力能保证宪法行之一时，不能保证宪法行之一世。宪法原则设定的权威性除了它本身要普适性的实体正义观相契合，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度的张力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宪法原则设定的交互性和参与性。要把原则的设定的过程表现为多元利益的正当博弈过程，要通过民众对原则设定过程的参与而亲自感受宪法的宽容精神和民主精神，并通过这些精神的洗礼使民众对宪法永保亲和性。

　　注释：

　　[1] 曹继明、黄基泉：《关于宪法基本原则的探讨》，《理论与改革》2002年第2期。

　　[2] 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3] 参见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

　　[4] 参见吴传毅：《论法律原则》，《湖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第18卷第2期。（美）罗纳德·德沃金，《论规则的模式》，《法学译丛》1982年第1期。

　　[5] 夏勇：《法治与公法》，《公法》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601页。

　　[6] 从逻辑对称的角度，公域与私域相对应，民事领域似应与官事领域相对应，但在我国学界通常把民事领域视同于社会私域。为了话语对接的需要我们在这里遵守了这一学理约定。

　　[7] 参见曹治国：《从对立到协调：公私法划分背景下的宪法与民法关系论》，（申请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第194—195页。

　　[8] 参见秦前红、陈道英，《论宪法的直接效力》，《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9]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的基础理论》（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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