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至今的安定团结型信访。信访制度最主要的功能转变为化解纠纷、实现救济。

　　如果按照这样的划分，信访制度均衡出现在第二个阶段。其一，当时信访制度的净收益大于零。历次运动造成的问题是信访的主要内容，政治问题当然需要政治手段来解决，因此，信访制度很自然地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刁杰成指出，1979年至1981年3年间信访工作的特点：“来信数量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 ’；上访人数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投入处理上访问题的人数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解决问题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注：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其二，信访制度的净收益最大。中国社会向来缺乏法治传统，法治的发展总是断断续续的，要么屈从于人治，要么被人治所打断，法治化进程的真正启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因此，与当时十分薄弱的司法救济相比，信访制度无疑更加优越。另外，从信访制度的供给和需求来分析也是如此。信访制度的需求是毫无疑问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大量的冤假错案需要平反。从信访制度的供给来看，国家既然要实现政治路线的战略性转移（即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集中、高效地解决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信访作为一种非常规的化解矛盾的方式，正是在国家领导人空前重视、全党全国动员的情况下成了人民突击解决问题的利器。（注：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信访制度非均衡的出现。1982年2月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通过标志着信访制度真正进入了新的时期。随着国家在1982年宣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信访制度重新回到国家政治机器的配件角色。（注：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而与此同时，在确立依法治国的大方向下，其它权利救济模式尤其是司法救济模式在迅速发展。1982年宪法开列和重申了中国公民权利的清单，为公民行使权利和实施权利救济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依此，可以大致确定公民权利救济的体系：第一，司法救济模式。公民通过行使诉权，主要依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实现权利救济；其中国家赔偿、法律援助制度等是司法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行政救济模式。我国现有的行政救济途径主要是行政复议、行政仲裁和信访，但是行政仲裁是行政机关解决相对人之间纠纷的方式，一般不适用于解决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行政纠纷。按照目前学术界的划分，行政诉讼既是司法救济，又是行政救济，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是公民行使诉权的一种方式，主要反映的是司法救济的主旨，因此将其视为司法救济。试通过比较三种制度——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信访的成本收益，论述信访制度非均衡的出现。

　　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去年接受《半月谈》采访时坦陈：信访活动目前相对活跃，统计1993年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开始回升以来，信访数量上升现象已持续11 年。据官方统计，2003年全年信访超过1000万件。而与庞大的信访总量极不相称的是极低的解决率。2004年5月至10月，于建嵘和他的6人课题组一起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这一调查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公民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比率只有千分之二。可见，信访制度的收益是非常小的。而与之相反，信访制度的成本却非常高。其一，信访机构的成本较大。我国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由于公民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司法救济的一种权利救济方式，所以虽然信访机构没有实权，但承担的社会责任却非常大。信访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出现了信访问题综合症，信访机构常常超负荷运转。同时，信访者在很大程度上把信访机构当成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一旦问题得不到解决，少数信访者可能会作出过激行为，工作繁重的信访工作人员有时甚至还面临着生命威胁。其二，信访人的成本较大。由于信访机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缺乏强制约。上访者一般先在地方转圈，来到北京后，又在各个部门之间转圈，然后，开始在北京和地方之间转圈。转圈的时间如果要以上访者上访的时间来算，从几年到几十年都很常见。从财力消耗上，几万、十万甚至倾家荡产。上访者已谈不上什么生活品质了。他们不洗澡，不换衣服；生病了，只能听天由命，要不然就是去“自首”，让截访的拉回家去。（注：苏永通：《“上访村”的日子》，《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其实这些都还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可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在高压下，对信访者进行收买、欺骗甚至打击迫害。其三，中央政府的成本较大。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实行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焦。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14％，省级只上升0.1％，地级上升0.3％，而县级反而下降了2.4％。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信访者对中央权威的信任减弱，进京上访成为中央政治权威流失的重要渠道。其四，地方政府的成本较大。为了破除官僚作风，中央曾确立了信访责任追究制，并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这个政策的初衷是想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但客观上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为了彰显政绩，有些地方政府在疲于应付地方信访之外，有的还要到北京“劫访”。社科院课题组的调查发现，少数地方政府使用各种手段拦截上访人（上访人员称之为“劫访”）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双全介绍，2000年至2003年，四川省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信访量一直居高不下，权力机关信访量增加43.9％。“从北京领一个上访者回来，要耗掉1万元人民币，这是有关部门给省人大汇报的数字。”陈双全说，抛开社会稳定等因素不说，从这一点来看，上访带来的经济压力就非常巨大。（注：赵凌：《信访改革引发争议》，《南方周末》，2004年11月18日。）

　　由上可见，信访制度的净收益小于零，出现了制度非均衡，制度创新已具备必要条件。但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除了必要条件之外，还必须具备充分条件，即该项制度在几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中净收益非最大化。以下是对信访制度与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比较。

　　（1）信访制度与行政诉讼的比较。行政诉讼救济在程序正义上相对信访救济而言其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完善和加强行政诉讼救济对于建设法治社会所具有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不过，我们也还应该看到，信访救济仍有诉讼救济所不及的一些优势。其一，信访救济可以节省经济成本或至少让行政相对人感觉成本较低。其二，信访救济更有利于冲破关系网的束缚，增强裁定的相对独立性。其三，信访救济在救济效力上略胜诉讼救济。总之，我们应该认识到，鉴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本身的诸多缺陷，司法独立尚待实现、司法腐败依然严重，地方关系网的无处不在、神通广大，现行的行政诉讼体系在程序正义中很可能包含有实体不正义的一面。信访救济尽管缺乏规范的程序，尽管有很强的人治色彩和恣意成分，但它反而可能包含了实体正义的一面。尽管要实现这种实体正义不仅仍然是非常艰难的，而且还是非常偶然的，但是，在健全行政诉讼制度、树立法律至上权威的漫长过程中，信访救济无论对于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