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朝令夕改至少还有勇于改正自己错误的美名在,到头来照样是天子圣明青史留名-这种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好事自然得当仁不让。于是,在那个“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漫漫长夜里,一个独夫民贼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再加上若干麒麟祥瑞的点缀和一点丰收年景的铺陈演绎,就足以构成普天之下的全部新闻并载入史册,而煌煌二十四史的鸿篇巨制说到底也不过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 皇帝们能立法能下诏,但诏令能顶什么?是真能管事儿真能当饭吃还是“毬都不顶”?韩非子说君臣关系其实是一种交易,叫做“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其他的大道理都是骗鬼的。在孟子看来,这种交易的双方应当讲究诚信将心比心,其权利义务甚至应当是对等的,假如君主把臣子视如草芥,则臣子理当视君主为寇仇。接下去能做的事儿就只能是违约解约了,要是搞得不好还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把所有的座位推倒重新排过-这就叫革命。迁延既久世风日下之余,各级官员对于皇帝和诏令的态度,实质上约等于农民对拉拉咕的态度-听到拉拉咕在叫但你还是得去种地,不能把皇帝的诏令真当回事儿。其实皇帝也知道,他的诏令至多也就在当时能“顶个毬”,雷雨过后这地皮湿不湿还真不好说。对于草民来说,他们头顶上的太阳压根儿就不是皇帝,而是皇帝的好学生-里甲保长至多也就到县令而已,因为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对那些见不着、听不懂、理解不了的诏令就更是不知所云!所以,诏令说到底也还是连“毬都不顶”。 既然君臣上下全都清楚这法律这疏议这诏令连个“毬都不顶”,那又何必乐此不疲地轮番上演这出百无一用的修宪把戏?莫非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颜曾孔孟朱熹王阳明在内的“万世师表”们脑子里全都进了水不成!鲁迅曾以“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来形容中国的人和事,我则以为古往今来的所谓“修律”,其实骨子里无非是在演戏,不过对于个中奥妙,大家只能是“看透琢磨透但不能说透了”。 如此说来,莫非“刑”、“律”果真是“毬都不顶”一无所长了吗,恐怕也不尽然。中国古代的“刑”和“律”,始终与征服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在法律的起源上,就有所谓“刑起于兵”的说法。由于皇帝是天子,是上天派来来统治百姓的,所以取得和行使立法权本来就是取得话语霸权的最直接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一个新的统治者掌握了绝对权力后,往往先是改元给臣民一个新的年号,紧接着就要通过修律来追认自己取得权力的行为是“合法”的,甚至可能顺便宣告前任的“非法”。天下稍定,皇帝们又会根据需要决定如何运用刑罚手段维护自身的权威。因此,作为皇帝看家护院的手段,连“毬都不顶”的法律的地位的高低,需要根据目的不同而不断调整。 西北政法大学所在的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座校园雕塑对中国宪法地位的诠释,的确浓缩了五千年文明史的“人生精华”。笔者有理由相信,新时代的中国若按照雕塑的指引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一定能把芸芸众生带回旧时代,带回到那个有皇帝来专门为人民服务的时代。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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