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仲裁决定应当被承认和执行；另外，只有在仲裁条款或仲裁决定“违反公共政策”等少数情况下，才能被宣告无效。《公约》明确规定了这几种特殊情况。尽管《纽约公约》被视为英美等国仲裁方法的再版，尽管它的规定比较简单，可是它毕竟让国际商务纠纷有了自己的解决系统。1996年，中国加入《纽约公约》；可以说，目前，在所有的联合国国际公约中，《纽约公约》是成员国最多的公约之一。

　　二、在国际商务仲裁领域，英国法的地位一直很高，很多交易方都愿意选择伦敦仲裁委作为仲裁机构。

　　英国最早的《仲裁法》颁布于1855年，并随时代的发展一直在修改，修改的总趋势是“尊重当事人的缔约自由”。1979年，它允许除三种合约-航运合约、商品买卖合约和保险合约-以外，其他合约即使约定“仲裁裁决有最终决定力，不得上诉”，这样的约定也是有效的，并不违反公共政策。这一修改的目的在于吸引那些新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国家选择英国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现在，对仲裁裁决的上诉必须以法院颁发的批文为前提；如果领不到批文，这个仲裁裁决就是终局性的；事实是，法院并不轻易颁发这种批文。因此，在商务纠纷的解决这一领域内，仲裁被鼓励大显身手。在1996年的修改中，最明显地强调“缔约自由”的举措是：仲裁员的人数由双方自行约定；如果仲裁条款中未讲明人数，就以合约为准；如果合约中也没有讲明，则法定的人数为一名，但是，这个人选应由双方达成一致来确定；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由法院来确定。在香港，这名人选则交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来确定，这样可以省去当事人的律师费。可是，英国是不能采取香港这种做法的，因为伦敦仲裁委规模很大，机构众多，英国法院不敢把这个权力下放，否则不便于监督和约束。过去，《仲裁法》规定，如果当事人约定由两名仲裁员解决纠纷而未讲明若两人意见相左如何处理，就由法院指定一名“公道人”做最后决定。1996年有所改动和发展：如果仲裁元人数是单数且无法形成多数意见，则由仲裁员自己来找这个“公道人”；如果仲裁员对此也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就由法院指定“公道人”人选（同样，在香港则由国际仲裁中心指定）。另外还规定，只要有持多数意见的仲裁员签名，仲裁裁决书就能生效，因此避免了因少数异议者不签名，致使裁决书无法生效执行的情况。英国《仲裁法》目前的适用效果很好。

　　说完“缔约自由”，我们可以谈一谈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区别。通俗地讲，临时仲裁是当事人根据仲裁协议，将他们之间的争议交给一个非常设的仲裁机构（比如他们选定的一人或数人组成的仲裁庭），进行审理并裁决的仲裁方式。这种方式花钱更少，也更灵活，仲裁员的资格往往也不受限制，仲裁程序可以按当事人的意愿和特定事实来安排。因此，有些人就认为机构仲裁的水平更高；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因为：一来，很多大法官建议当事人事前在合约中对仲裁员的资格提出要求；第二，在仲裁中途，当事人有权申请撤换不合格的仲裁员；最后，有些仲裁机构的水平也不高，因为它们为了扩大规模，常常把某些不合格的人员列入机构仲裁员的名单中。当然，机构仲裁也有它的可取之处，比如说，不太容易产生仲裁员向当事人“敲竹杠”的现象；而且，如果发生当事人与仲裁员矛盾较大、无法合作等情况，由机构以第三人身份出面调合，效果要好一些。

　　三、英国对仲裁的管制

　　在英国，由法院对仲裁人员进行管制。一方面，法院把大部分权力下放给仲裁员；另一方面，强调“自然公正”，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中的法律部分可以上诉，“让法官讲最后一句话”，这很符合“司法作为权利的最后守护人”这一传统理念。过去，英国判例法甚至认为：约定“对仲裁裁决不得上诉”的仲裁条款是无效的，因为它有违一个法治国家中“司法是最高权威”的原则，或者说，它因违反公共政策而无效。所以，在英国，陷于一切国际商务纠纷的当事人都有望得到法律的救济。

　　仲裁决定书包括事实部分和法律部分。法律部分与证据无关，多是先前判例的适用、学理的推理，以及对规则或合同条文的解释。对法律部分可以上诉；法律部分又可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仲裁程序若违反自然公正，比如对双方无争议的事项进行裁决，则构成“不良行为”。

　　自然公正（Nature Justile）在仲裁中的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裁判者应保持中立，保证没有自身利益掺入被裁决的事务中。第二，裁判者应为各方当事人提供公平平等的程序救济。其中，前者是首要的。

　　比起法官来，仲裁员更难以做到“保持中立”；因为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薪俸来讲，仲裁员不可能像法官一样，严格地与商业利益和社交活动隔绝。“保持中立”可以被具体化为（1）若有自身利益涉及争议事项，仲裁者应回避；（2）避免单方接触。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曾做过“中原公司”的顾问，但只是一个挂名，已有七八年没有什么业务往来。最近，在仲裁一个案子时，发现有中原公司的利益牵涉其中；如果中途撤换仲裁员，当事人的时间和金钱损失都很大。于是我决定辞去公司顾问这个职务，因为只有中立者才能更好地判断是非，其裁决才能更让人信服。还有一个例子：我儿子所在的一家英国律所委派我做仲裁员，我最终还是同意了；因为，首先，如果我拒绝，按照同样的考虑，只要这家律所为任何一方当事人服务，我都要回避，这就大大影响了我的工作；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做到公正，能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其次，香港律师公会将引起回避的“亲戚关系”限定为夫妻关系。但是，我还是把自己仲裁的所有与这家律所有关的案子都做了记录，一旦日后被人指控“不中立”，它们就是我的辨解证据之一。我们（仲裁员）就应该这样考虑问题。单方面接触常被认为是仲裁员的不良行为之一。它要求仲裁员应自觉地避免与一方当事人单方面接触，包括以电话、网络等方式接触；即使是见面会谈，也应该做好谈话记录。对仲裁员的要求尚且如此，法官就更应该严守中立；现实中，常有中国法官单方面接触当事人的现象发生，如果中国法官不杜绝这一现象，中国法院的判决就永远不可能在国外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执行。

　　为当事人提供平等公平的程序救济，主要是履行同样的程序，给予各当事人同等的机会，让他们进行陈述和抗辨。有这样一个案例：仲裁员把一方当事人的陈述以传真的方式发给另一方，传真文件没有到达；仲裁员在误以为对方已收到传真的前提下做出了裁决。事后，这份裁决被宣告因违反自然正义而无效。

　　在英国，只要任何一方当事人认为仲裁中有不良行为存在，都可以申请法院救济；法院如果确定某一仲裁员确有不良行为，可以采取如下措施：（1）命令该仲裁员不再担任此案的仲裁人员；（2）如果是在裁决书做出后才发现有不良行为，法院应宣告裁决无效；（3）但是，为避免劳务伤财，在第（2）种所述前提下，法官还有选择权；如果裁决可以补救，就命令仲裁员重新仲裁争议部分；或者只宣告违反自然正义的部分无效。1996年英国有了新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对仲裁管辖有意见，或发现有不良行为，应该马上向法院提出，不得等到裁决书做出以后。但是，这样做对当事人来讲是有较大风险的，如果法院不同意撤换被认为进行了不良行为的仲裁员，在接下来的仲裁中，对申请撤换仲裁员的一方相当不利，1996年的另一个修改之处是：如果仲裁过程中出现变故，比如发现仲裁员自身利益牵涉其中，或仲裁员因意外事件暂时不能继续仲裁，那么，是否中断仲裁或者更换仲裁员，交由当事人商定，不再由法律规定；商定不成的，再提交法院定夺。

　　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担任仲裁员；以立法明确规定仲裁员资格受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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