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允许这类事件在所谓“慰安妇”的名义下继续发生。初步判决书还指出，日本政府未能履行责任，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作出道歉和赔偿。法庭敦促日本政府真诚道歉，并对受害者造成的所有经济和精神损失予以赔偿，公开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档案材料，建立纪念碑、纪念馆，成立教育基金帮助受害者后代……

　　尽管这仅仅是法庭的初步判决，且因本法庭系民间组织设立，有人称之“人民法庭”或“道德法庭”，故其判决并无强制执行效力。但本法庭的审判程序和人员组成严格依据法律规范，完全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审判的严肃性。法庭认真地采纳证据，遵照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作出初步判决，其审判结果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从法庭公布的数字来看，来自中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检察官和受害者代表团，共390人。在4天庭审期间，有5855名旁听者。本法庭显示了国际实行委员会卓越的组织能力，所有服务人员都是尽义务的志愿者，为数超过200人，其中大多数是日本的年青女大学生。法庭人员中担任警卫工作的佩红袖标，提供翻译、文印、饮食服务的佩黄袖标，而登记的媒体人员佩绿袖标。截止2000年11月28日，已有298个团体参与了赞助法庭的专项基金，但法庭仍有财务“赤字”，在会馆内设置了募捐箱。法庭活动一时成为世界各国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各国共有143家媒体、305名记者申请采访法庭审判过程。临时到场的记者更是不乏其人，难以计数。九段会馆二楼的媒体席位天天满座，连二楼过道上也常见各类媒体记者在紧张工作。

　　相比之下，日本媒体的态度较为消极。虽有日本48家媒体的105名记者报名到庭采访，但鲜见对法庭活动的公开报道。唯有《朝日新闻》在2000年12月9日发了带照片的法庭开庭大块新闻。有的日本媒体对于本法庭未报一字。有关人士分析，可能日本某些媒体顾虑日本右翼分子的压力，在庭审的4天中，日本右翼势力或开宣传车，或在场外成群滋扰，他们打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从军慰安妇不是强迫的……云云。12月10日还发生了日本右翼分子多次冲击法庭所在地九段会馆的事件。

　　本法庭的初步判决意义十分显著，可大致归纳为四点：

　　1.通过庭审，达到了进一步公开和证实二战期间日军推行性奴隶制度的预期目的。由于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否认或掩盖这种罪行的真相，使得许多日本民众对此所知甚少。特别是日本政府和一些右翼学者曾编造若干所谓“资料”，抹杀从军慰安妇制度的国家性质，竟说这是战时民间企业的商业性活动。但正如一位日本经济学者所指出的，二战期间日本实行的是国家统制经济，所有活动都是国家管理。当时根本不存在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民间企业。在本次庭审中，大量事实证明了日本军队的性奴隶制度，日本昭和天皇是知情者，战时日本政府是策划者、组织者、经营者。本次庭审及其初步判决，让日本现政府包括日本司法机构，也让广大的日本人民更充分地了解和更清醒地认识当年日本军队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妇女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某些人掩饰这种罪行的丑恶嘴脸。

　　2.弥补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不足之处，并为日军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寻求以法律途径讨回公道、获得赔偿作了有益的探索。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对于日军性奴隶制的罪行几乎毫无触及，而日本作为侵略国对其军队实行的此类罪行已构成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则迄今加以否认，更惶论承担其应负的国际法律责任了。中国、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受害妇女已向日本法院提出8起要求赔偿的诉讼，有4起被判败诉，另几起则被久拖不决。2000年12月6日，48名菲律宾慰安妇在东京最高法院的诉讼又以败诉告终。正因为日军性奴隶制罪行无法在日本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得以惩治，随着岁月流逝，一些高龄的性暴力受害妇女已在哀怨无望中离开人世。此乃次法庭试行“模拟审判”的动力之一，本法庭是历史上第一次宣判二战时的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有罪，冀望探求今后通过各国国内法程序和国际司法机关，追究日本政府有关国际法律责任的具体形式和方法。

　　3.这次庭审及其初步判决体现了国际社会的良知，是国际正义力量的重大胜利，并对日本政府是否深刻反省并承担日军性奴隶制度的罪责，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有不少日军性奴隶制度受害人在听取法庭初步判决后纷纷表示，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她们盼望这一天，等待听到这一正义的声音已经等了50多年。在20世纪最后一个月开展的国际妇女法庭活动，就是要呼应受害妇女们“不惩罚责任者就无法恢复名誉和尊严”的诉求。参与这次法庭活动的国家和地区人士已达成一致意见：在作出最后判决、结束法庭工作后，将一份“促使日本政府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文件送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有些人还主张向联合国提议，日本在解决慰安妇遗留问题之前，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正如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法教授大治保近期著文指出的，日本以何种方式对待自己的过去，是一个如何向过去负责，同时又如何面对未来的问题。日本的侵略战争，日军对亚洲的妇女犯下的罪行，并不会与20世纪一块儿消失。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日本更应该本着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对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历史进行认真的总结。

　　4.对于维护女性的人权，恢复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将产生一定的作用。本法庭的筹办单位之一“战争与对女性的暴力日本网络”负责人松井耶依女士认为，20世纪是充满了战争和对女性暴力的世纪，其中，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的性奴隶制度，以慰安妇等名义虐待、摧残了许多亚洲女性，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战争犯罪。如今，许多受害妇女打破半个世纪的沉默，对日本政府发起了损害赔偿的诉讼，要求阐明真理，正式谢罪，国家赔偿和惩处责任者，同时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不追究和处罚战时性暴力行为的错误 政策，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些都表明亚洲各国妇女的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中，形形色色的对女性严重的人权侵犯，有组织的强奸，强制妊娠，诱拐或强迫妇女卖淫，甚至对于女童的性暴力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延续着，并得不到及时的有效的补救和惩治，因而，本法庭的初步判决将成为一种警示，侵犯妇女人格者，必将予以严厉的揭露和惩罚 .有人指出，国际妇女人格运动将会感受其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人们的眼光依然在关注着这一跨世纪的东京国际妇女法庭活动，期待着定于在2001年12月4日法庭将于荷兰海牙作出的最后判决。

　　附录

　　中国检察官2000年于东京国际妇女法庭提交的起诉状（全文）

　　各位尊敬的法官：

　　在1931年至1945年，中国大陆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漫长过程中，有着许许多多的日本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今天，她们中间的三位走上了这个庄严的法庭。她们三位是：

　　万爱花，1929年出生于内蒙古。1943年间，她曾被3次抓到日本军队在山西省盂县的据点，被日军强行当作性奴隶。现在她住在山西省太原市。

　　袁竹林，1922年生于湖北省。1940年，她被诱骗至湖北省鄂城的日军慰安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她的现在住址是湖北省武汉市。

　　杨明贞， 1931年生于江苏省，1937年12月15日遭日军强暴。她目前住在江苏省南京市。

　　我们指控的被告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作为集体被告的日本政府，第二类是6名个人被告：

　　第一名裕仁，即“昭和天皇”，他作为日本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对日本在亚洲各地广泛地长期地实施侵略战争中的性奴隶制度，造成万爱花、袁竹林、杨明贞等大量中国妇女的受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第二名松井石根，原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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