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会阻碍法律实施，或损害公、私营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因此，凡是会影响我国竞争法律实施、损害我国公共利益或有关企业合法利益的机密资料，我国的有关机构都可以正当保守，不予公布。

　　第三，在一些专业服务领域，如会计、法律领域，就服务提供者授权、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按GATS第7条规定，制定和实施承认在其他国家获得的教育、经验、合格要求、许可或证明的规则。对于承认的标准，应采纳国际公认的标准，与发达国家在资格承认方面所承担的准入竞争义务一致。目前，我们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来具体实施GATS第7条的规定。根据1994年9月13日中国提出了服务贸易领域初步具体承诺表，我国政府对专业服务领域市场开放和国民待遇的条件与资格作了初步承诺。如法律服务，经司法部批准，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并向国家工商管理局申请登记。但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办事处不能雇佣中国律师，外国律师也不可以在中国以个人身份从事法律服务。对会计审计服务，外国会计事务所需年收入在2000万美元以上，人员在200名以上才可在中国发达地区设立办事处，其经营范围依照国家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确定。外国在华的会计事务所最多不得超过15家。虽然我国已作出了初步承诺，但在具体“进入”的条件和标准上仍然还偏高于本国同类服务提供者；此外，我们还应该具体落实GATS第7条的要求，即“为做到这一点，成员方显然应在专业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政策，清除其承认规则中各种禁止、限制或扭曲本国与外国专业服务提供者之间竞争的规定。”

　　第四，在金融和电信领域引入与GATS相符的竞争政策。在WTO一些成员方的要求下，我国已在与这些成员方双边谈判承诺中同意按一定的条件开放我国的金融和电信服务市场。目前，电信业务的经营管理在我国仍禁止外商投资，而全球范围内的电信自由化已渐成趋势。1997年2月15日，68个WTO成员方达成了《基础电信协议》，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各成员方向其他成员开放其电信市场并结束在国内电信市场的垄断地位；协议还涉及语音电话、电报、电传、传真等诸多方面的短途、长途和国际电信服务，涵盖了全球电信业务的90%以上，全球电信市场自由化程度将进一步扩大。

　　在我国加人WTO的议定书中，不可避免地也要列入这些开放承诺。 作为履行有关承诺的准备，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际上已在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和电信市场。例如，在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的协议中，我国政府承诺：电信业向美国开放，允许外商在电信服务领域持有49%股份，并于2年后增至50%；在中欧谈判中，欧盟要求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能拥有50%以上的股份，并希望在固定线路服务、移动电话服务、寻呼服务和卫星电话服务方面得到控股水平。在2000年5月19日中欧达成的协议中，欧盟的上述要求大多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 从以上关于《金融服务承诺谅解》等文件有关内容的说明中可以看出，WT0成员方只按承诺要求开放市场是不够的，成员方还必须采用相应的竞争政策，规范金融和电信服务市场，防止WTO其他成员方在有关承诺下的利益被金融和电信领域的某些服务提供者的反竞争行为所损害。

　　注释：

　　[1]GATS的附件共有8项：即关于第2条豁免的附件，关于自然人流动提供服务的附件，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2，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附件，关于电讯服务的附件，关于基础电讯谈判的附件。

　　[2]参见WT/WGTCP/M/8

　　[3]该清单所列出的项目有效期为10年，由服务贸易理事会5年审查一次。10年后是否允许延长需经谈判才能决定。

　　[4]具体条款请参阅陶凯元：《国际服务贸易法律的多边化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法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88－90页。

　　[5]有关“国内法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可以分为4种情况。其一，直接的或明的歧视性障碍。如规定某些行业不允许外国人经营，或限制外国人控股比例；其二，间接的或暗的歧视性障碍。如某些服务领域限制外国因素。例如，限制服务生产要素（人员、资金、信息）的国际流动；其三，直接的或明的中性障碍。如对某些领域（比如铁路或电信网络）实行国家垄断经营，阻止外国同业者的市场进入。这种国家垄断行为排除了国内外竞争者，因此谈不上歧视，也不违背国民待遇原则；其四，间接的或暗的中性障碍。这是指国内行业中的种种规章和制度。例如，专业服务中人员的资格认定，包括学历或证书的承认问题。这些规定国与国之间差别很大。

　　[6]例如，该谅解B部分的第一段和第二段规则。第一段要求每一成员方在其承诺表中列出金融服务现有的垄断权，并“应尽力废止这些垄断权或减少其范围。”第二段则规定成员方应确保其境内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购买或获得该成员方境内公共实体金融服务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据此，成员方显然应制定和实施金融服务领域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特别是应制定和实施要求境内公共实体非歧视提供金融服务的竞争政策。

　　[7]该框架书对反竞争交叉贴补未加定义，但一般认为，具有市场力量的一个或一组供应者利用从分割地方获得的超常利润、租金维持存在竞争市场区块经营损失的，即构成了反竞争的交叉贴补。

　　[8]参见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73页。

　　[9]有关金融方面的改革，在最近的第35届亚行年会上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负责人在研讨会上指出，虽然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根据亚行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评级显示，中国得分为1.6分，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得分是3.8分。为此，他建议中国金融方面应进行7个方面改革：1、通过快速解决不良贷款来强化亚行体系；2、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实行所有权的多元化；3、建立一个独立的央行和监管机构；4、实行合理的、分步骤的利率开发政策；5、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6、资本项目开放要有度，要合理，减少货币的不匹配；7、要采取更有灵活度的汇率机制。见《上海金融报》，2002年5月11日。

　　[10]1992年的《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第17条，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作了以下限制：1，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财产保险和其有关的责任保险；2，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人身保险业务；3，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可见，外资保险公司在财产险方面，只能向外商投资企业和境外企业提供服务；在寿险方面，只能向个人提供，不能经营团体保险业务。这种限制使外资保险公司无法与国内保险公司公平竞争。

　　[11]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在深圳和海南设立了分公司，这有十分特殊的原因，并不表明这两个地方的保险市场已对外开放。参见余永定、郑秉文主编：《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WTO的中国产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我国在A类承诺中允许外商通过合营企业形式在中国建设、改造和经营饭店和餐馆，外方可控股。最迟在2003年底前取消相关限制。在B类谈判中最后谈定：外方可在中国政府指定的旅游度假区和北京、上海、广西、西安开办中外合营旅行社，最迟在2003年1月1日前，允许外资控股；最迟在2005年底前，允许外商办独资旅行社。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主要从事度假旅游业务的旅行社；二是该旅行社每年每收入超过5000万元。此外，我国承诺在2005年底前，取消对合资旅行社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但合资旅行社仍不能经营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

　　[13]根据国家现行法律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外资企业税率是33%；在地方税收上，如房产税、车船牌照税等都很低，有的还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由地方政府决定减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