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也就是说其他公约附件一缔约方自行履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责任，而任美国在排放限制之外。就第一种可能性而言，布什政府任期内不会轻易转变立场，这是由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所决定的，外部作用的影响会十分有限。就第二种可能性而言，美国会提出更高的谈判要价，要求修改《议定书》规定的有关缔约方的责任和权利，要么减轻自己的责任，要么坚持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提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从美国利益出发，美国的重点似应在减轻自己的责任上，而要求将主要发展中国家纳入限排温室气体之列，则更像其开脱责任的借口。但无论怎样，这些要价都会遇到来自其他缔约方的抵制。就第三种可能性而言，欧盟可能会考虑推动调整《议定书》生效的法律条件，但同时会寻求在外交、贸易、投资等领域平行发展和设置适当的压力措施及对未来较迟加入《议定书》者（主要是针对美国）设置更高的门槛。但这种做法是否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气候保护可以和外交、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跨国投资和贸易等广泛事务建立联系，那么，美国如果自行孤立于国际社会气候保护进程之外，这绝对不符合美国长期的战略利益。如果美国价值观中确实包含有对子孙后代福祉的真正关注和对居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类的环境权利（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权）的真正尊重，那么美国政府就更没有理由使美国游离于国际社会保护全球气候的共同努力之外。

　　从目前看，美国对大气温室气体容量资源的过多占有，意味着美国经济通过大量温室气体排放而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全球气候变化压力，而这一压力的代价是要由全人类共同承受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外部性。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及早、公正地解决，将导致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将妨碍着各国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的共同政治意愿的进一步发展，势必影响妨碍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有效实施。

　　（三）美国是否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违约责任？

　　在判定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行为是否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违约责任时，首先必须明确批准在条约法上的概念及其功能。

　　所谓批准，是指缔约国的权力机关对其全权代表所签署的条约的认可，表示同意承受条约所载之义务的行为。批准的功能在于表示国家受条约拘束的同意；其意义在于使有缔约权者确认全权代表是否遵循了对其的指示。全权代表的签字确立不了国家的承诺，即使国家改变态度，从法律上将也不造成违约。过去曾有人主张，除非全权代表逾越权限或违背秘密训令，批准是不能合法地加以拒绝的。但现在一般认为一国对于已签署的条约没有批准的义务，可以批准，也可以拒绝批准也无需向有关国家陈述拒绝批准的理由。一国对已签署的条约，通常是给予批准的。但在实践中，也有拒绝批准或推迟批准的实例。其中最著名的拒绝批准已签署条约的就是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成立国际联盟，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但由于参议院的反对而未能批准。可见，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并不构成违约行为，不用承担国际法上的违约责任。

　　但美国不用承担国际法上的违约责任是否意味着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了呢？当然不是。拒绝批准虽然是合法的，但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国际背信行为，在法律上也是很遗憾的。而且，虽然条约仅在生效后对缔约国有拘束力，但是在其生效前——特别是在签署和批准之间——条约并不是完全没有效力。《奥本海国际法》（第九卷）指出：“如果一项条约规定反映了国际习惯法规则，这些规定甚至在条约生效之前是可以作为习惯规则的适宜表现而适用的。” 此外，《奥本海国际法》（第九卷）还指出：“下述观点曾经长期得到权威的支持，即：诚信原则表明，国家在批准以前不应对已签署的承诺作出有意严重损害其价值的行为。” 这一点也得到了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支持。根据该公约第18条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义务不采取足以妨碍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行为。也就是说，即使条约没有生效，一国也有权拒绝批准本国已签署的条约，但根据一些传统的法律原则它们仍然要受到该项条约的约束。

　　美国的行为就违反了上述的两个原则。首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包含有多项国际习惯法规则。公约在序言中强调：“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拥有主权权利按照自己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自己的资源，也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其目的在于限制一国国内的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这一论述所体现的国家资源主权权利和不损害国外环境责任原则已被公认为是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显然，美国拒绝对国内排放二氧化碳的活动进行控制违背了这一规则。同时，公约中所明确宣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等也都被认为至少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规则。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的理由在这些习惯法规则面前也失去了任何说服力。其次，无论是《公约》还是《议定书》，其目的和宗旨都是为了“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认为干扰的水平上”，亦即尽量减少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以防止全球继续变暖。而美国不从限制本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出发，只想依靠从别国购买“限排额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符合公约和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

　　从上可见，美国虽然不会因其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而承担国际法律责任，但它确实也违反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必然会而且也确实遭到了国际社会在政治和道义上的普遍谴责。在一个普遍缺乏强制性的制裁措施的国际社会中，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还有什么比这种谴责更为有力呢？

　　四、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与国际环境法的实质

　　国际环境法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分支，也是国际法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最新发展。国际法的核心在于国家间的意志协调。国际环境法作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也符合这个定律，而且还在某些方面体现了这个定律的最新发展。即，国际环境法的本质不仅在于它体现了国际法主体之间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它还说明这种协调意志是由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这一举动深刻地揭示了国际环境法的这一本质。

　　一方面，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主体（主要是国家）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的意志。国际法的主体主要是构成国际社会的独立并存的主权国家，保障国家按照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进行发展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基本任务和最核心的国家意志；但与此同时，理论和现实都说明国家也负有不损害国外环境的责任。同时，为了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每个国家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责任，都需要进行国际环境合作，也就要求国家相应地作出合作、妥协甚或让步的国家意志。这要求各国政府在充分理解本国政策国际影响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手段，协调各国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意志，谋求本国国家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寻求二者的最佳契合点。联合国气候谈判的重点是要形成保护全球气候的国际规则，既关系到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环境利益，又涉及各国在未来世界体系内长期经济、能源与环境发展空间和相关权利与责任的确定，对国家经济竞争力具有较大影响。可以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是通过对有关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作出定量限制的安排来实现这种国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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