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使人权外交知难而退，以经济、贸易利益诱使它见好就收。而且，人权不会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既便是美国政府，也只是把人权作为"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8)而已。所以，人权外交未必如它所宣扬的那样道德高尚，可能内含有狡猾的、不纯洁的企图──获得目标国的经济利益或换取目标国在其他国际政治问题上的合作；这决定了人权外交往往是虎头蛇尾，在利益企图获得满足或者预计自身的利益因反制裁而受到损失时便与对方握手言欢了。当然，如果军事强权国家或军事集团由人权外交发展到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军事干涉，那就违反了国际法。这种非法的军事干涉是灾难还是福祉往往不易评价，但在利益至上的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强权一般能够通行无阻，例如科索沃战争的反对者都没有向西方国家提出郑重其事的国际法追究。由此看来，无论是人权外交还是军事干涉，只要发动者是强权国家，就能越过"高于人权"的主权屏障，在不同程度上对目标国发生影响。但应该注意到，即使这种影响能带来人权的些许改善，被制裁国的人民承受的人权成本也是巨大的，而且军事干涉还可能造成主权国家秩序崩溃的后果，从而破坏国际政治最基本的价值──和平。因此，探索更加完善有效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以避免国家间人权外交、军事干涉之类的国际人权政治冲突个案，更加符合联合国宗旨和各国人民的利益。总之，以国际机制建设来减少因人权问题带来的国家间冲突，即以世界政治取代国际政治的方式处理人权纠纷，为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二、中国革命史的逻辑：超越后殖民语境辨析人权与主权关系
    
    90年代，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发生激烈的斗争，其实是近代以来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方面问题──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关系──的浮现。(9)这种紧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决定的。西方列强在中国进行侵略、殖民活动，割裂中国国家独立自主的统治权力、奴役中国人民，同时西方的主权观念、人权思想和革命理论也得到传播。因此，与西方的主权、人权是神权、君权的对立构造物不同，革命后独立的新中国的主权、人权概念是与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直接联系着的。而且，这种对抗在建国后也几乎没有间断过：70年代以前的主题是争取国际承认和国家安全的主权斗争，可以称之为中国外交的主权时代；80年代以后的主题是人权论争，可谓中国外交的人权时代。所以，讨论人权和主权问题，中国的主流思想理论自然地会从近代以来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取得资源。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对来访的尼克松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1月23日，邓小平又对坦桑尼亚来宾说："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伤亡了多少？美国支持南朝鲜进行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了多少？还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要比人权重要得多。"12月1日，邓小平接见日本来宾时再次谈到："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10)这种历史批判法直指近代以来西方与中国的压迫、被压迫关系，提示了中国在20世纪国际体系中的受害者体验和通过革命、国家重建获得主权独立这一铁的事实；所以，这种讨论人权与主权问题的方式不仅在国内具有相当的感染力，而且也使背负帝国主义历史的国家不易应对──至少使得日本担心中国提起侵略战争和战争责任问题而对中国"避免公然谴责"，并在1989、1990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主张缓和对中国的谴责。(11) 90年代的人权与主权关系论者把问题的讨论推向了学术层次，但继承了这种用于政治斗争场合的历史批判法，而且囫囵吞枣般地把"国权比人权重要"机械照搬来讨论作为西方话语的主权与人权概念及其关系，结果造成学术上的概念迷糊、逻辑混乱乃至某种政治被动。
    为了理清人权与主权关系的纠结，首先应该肯定政治斗争的需要并不能代替或排除对思想理论的学术探讨，否则就没有进行思想交流和达致共识的可能性了。历史批判法这种从与西方的对立结构中界定自身而欠缺本土的中国问题意识的思维定势和讨论前提，构成了一种后殖民语境。在这种语境中，殖民地中国和帝国主义西方的对立构成了历史叙事乃至意识形态的元话语，一切问题都成了该二元对立结构的归纳法材料或演绎法结论。于是，对宏观历史境遇而不是对具体历史逻辑的强调冲击了对现实问题的探讨甚至纠结起来理不出头绪，一般只能得出西方是"历史反革命"因此难免不是"现行反革命"、而中国仍将在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即事实上维持现状的结论。其实，如果做细致的实证研究，在中国现代史上也能找到与西方思想的切合点。中国革命是在解放全人类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和世界革命的国际政治体制支持下发生发展的，反映在人权与主权关系的理论上，就是接受进步的世界性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援助、通过革命争取中国人民的独立自主、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这样一种"人民主权"和革命重建主权的思想，人民的人权和革命权是国家主权重建的思想前提和物质力量。参照人权与主权关系之"高论"的简单公式可以表达为：国家主权即等于人民之人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即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苏联的物质援助。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的援蒋抗日政策给中国共产党造成相应的政治被动，而美国在1944年批评国民党政府腐败、独裁和抗战不力，并派遣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欢迎，高度评价盟国领袖和美国的民主制度、自由原则，肯定这些原则"不仅与全中国人民的愿望相吻合"，而且已在自己的根据地"见诸实施"。《解放日报》的社论甚至指出："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不但在战争中是"民主世界的兵工厂"和战争的主要负担者，而且在战后对"确保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化"也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泽东还向美外交官谢伟思提出在延安设立美国领事馆的问题，表示中共已不能指望得到苏联的帮助，中共的政策是自由主义政策，欢迎美国的民主，美国可以利用军事援助和民主宣传帮助中国抗战，改革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当谢伟思称不便干涉别国内政时，毛泽东指出：所谓 "干涉"以促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欢迎。(12)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人民的人权才是真正的国家主权和人权高于国家政权这种"人民主权"主义而非政府主权主义、世界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价值观。
    并且，中国共产党在实际的革命斗争和开国立法实践中也贯穿着"人民主权"的主权、人权思想。在革命时期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为中国人民的"人权"而战的语句，中国革命也被界定为实现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发展和人民个性解放与发展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