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认为真正的法治应该是对“规则的效忠”和形式的正义。
正义观上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在司法模式的建构上最终分道扬镳。具体到制度层面，我们还可以发现诸多差别。比如为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专断，当事人主义实行了诸如“起诉书一本主义”、“无罪推定”、“交叉询问”、“陪审团制度”等。而职权主义则在一种浓重的国家主义的氛围下对当事人进行控诉，为将当事人最终送进监狱，甚至可以刑讯逼供。在“人”的设置上，也是这两大模式典型的区别。如果把大陆法系称为“法学家的法”的话，英美法系显然就是“法官的法”。其制度下，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法官和律师。在当事人主义下，法官不像职权主义国家中那样“手握重权”而高高在上，而是消极、被动听取双方对事实的展开。 他不能主动进行调查，甚至不参加提问，其主要精力在于认真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证据，通过控辩双方对证人的交叉询问、质证所反映的事实和双方的主张作出裁判。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另一重要角色便是律师。律师虽然被称为维护社会正义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有效发挥其作用的比较上，职权主义模式显然不如当事人主义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可以堪称为律师的社会。没有律师，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可以说一方面，是律师塑造了对抗制，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是对抗制塑造了英美法国家的律师。 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可以说对抗制与律师已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律师不仅承担起调查、收集证据的任务，而且与控方一起成为推动法庭程序展开的控制力量。可以夸张地说，当事人主义模式下，诉讼胜败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所聘请的律师的高明与否。在这种模式下，律师与法官的关系再也不是职权主义模式下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种类似等腰三角形的结构，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的对抗。法官就像竞技场上的裁判，而控、辩双方就是比赛的对手，双方在场上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展示自己的技艺而击败对手，而无需顾及可能存在的“黑哨”。如果将司法的正义比喻成一条居中于控、辩双方的中线，那么当事人主义下，正义的实现就是通过双方的律师各自不断的努力而逐渐靠近这条“中间线”，离“中间线”越近，正义就得到越大程度的实现。司法的正义在这里就等同于这种对抗式的争锋，而非某各个人的主动干涉。这可谓是当事人主义模式的“精髓”。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就能很好的解决在一开始所提到的问题了，律师的本职是最大限度的服务于他的当事人，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那种认为律师也要承担“道德义务”的观点，其实质是没有认识正义的本质。他们须不知，正是自己的行为，使得那条“正义”中间线遭到了破坏，司法的公正被践踏了。
“政府结构和政府功能这两种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程序规则的生长环境，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程序制度的基本设计”。 达玛什卡这段对政治与法制相关性的评述，为我们了解这两种司法模式不同背后的因素指明了方向。有学者指出，统治阶级终究是通过他们所确定的司法制度来赢得自身的合法性的。围绕者这一中心，许多学者认为诉讼程序的设计很容易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波动——特别是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等等标签化的立场之间的摆动。他们进而指出：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这种波动直接影响到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诉讼的进程——在对程序形式的选择中，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刑事程序中，他们同样指出，意识形态的变化会影响到被告从国家那里得到保护的程度：英美刑事检控制度中被告人的特殊地位总是同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紧密关联。 马克思•韦伯也指出：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之间的重要差异可以从权力关系的多样性中得到解释。
具体到政府的结构，与司法模式相对应的分为是科层型和协作型官僚制（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科层型政府结构最大的特点便在于其集权主义的领导机制，所有的组织呈现金字塔般的结构形式，最终只存在一个最高决策机关。由此相连，国家的职能表现为对社会的积极的调控。在这种体制下，强调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根本一致，刑事司法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基点，刑事审判体制的建构贯彻国家、社会本位的精神，始终把控制犯罪和保护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司法审判追求的是所谓的实质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的维持，并且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下，个人权益和程序正义往往摆到了次要的位置。于是便出现了我在一开始所举例子的情况。在这种司法下，从一开始便决定了自我的“兴趣”取向，帮作“弱者”、“正义者”，而打击“强者”、“不正义者”，这看起来似乎很“解气”也很“合理”，因为它符合所有人劫富济贫的心理和正义而善良的心。但须不知在司法官员们倾全力“匡扶正义”时，正义的天平其实早以被他自己打破。斜斜的倾向了他自己或者社会舆论认为正义的一方。“这看起来很美”，但须不知这种所谓的公平正义是建立在对另一方不公正的对待上的，或者是剥夺一方的权利，而生拉硬扯建立起来的。这显然是对正义的一种强奸，其结果只能是更不公正。因为的基点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并且可能是一群素质不是很高的人。
相反，协作型政府中存在多重的权力层次，更加强调制度的合理与平衡。因而其体现在司法中便更注重个人的权益和程序的合理，以技术法条正义（形式正义）为法治标准。
当然，具体深究造成这种原因的背后因素的话，我认为不同的国家是有其不同的具体情况的。具体到我国，除了这种政治制度的影响外，我认为长期以来一些不正确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是应该认识到的。比如，我国历来把官僚阶级宣扬为人民的“父母”、“青天大老爷”，并认为他们往往是清正廉明，能为民作主的。于是，在我国当前的司法现状中，屡屡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当事人将自己权益的伸张往往寄托的不是通过司法程序来获得，而是寄希望于某位“包青天”式的清白“老爷”；当某一“正义”得不到维护时，人民往往希望通过请愿的方式祈求“高层领导批一个指示”而“还义于民”。 这些放到法治的大背景下考量的话，显然违背了法治的精神和实质。难以实现真正的正义，反而往往侵害当事人的权利。
或许有人会问，究竟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不同呢？这里就涉及到抽象的理念的问题了。并且，我认为这种理念的差异才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根源。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下，社会主义国家引以为指导的哲学观，即马克思主义。它以唯物辨正主义为基本内容，强调事物的绝对因果联系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事物的因果链是无穷无尽的，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无所不能的。并且，在此社会制度下，所有的终极目标全部都落在了国家的主人——人民的身上。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是如此孜孜不倦的追求实质的正义，而且确信一定能够“水落石出”。而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基础，高扬个人主义与自由、民主。社会的终极价值是民主和自由。因而，制度正义和程序合法乃成为司法的基石。
西谚有云，哪里有社会，哪里就有法律。随着我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相继展开和深化，原有诉讼模式弊端日益显露，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裂缝和矛盾越来越大，司法体制改革呼之欲出。梅利曼教授说的深刻，法律植根于文化之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出现的特定需求作出回应。 目前，以旧计划经济作为存在社会基础的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显然已经成为法治进程的一大制缚。
解决此种弊端，出路在于司法的转型和再建构。“实现我国民事诉讼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实行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转换。即从现存的职权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刑事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