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的裁判模式仍不脱19世纪的雏形。而我们的审判模式中就依稀可见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子。法官只能被动地适用法律而不能“造法”，“吃的是法条，吐的是判决”的“自动售货机”的比喻是其形象写照，法官的道德价值判断是应该限制排斥的 。而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则不同，判例为其主要渊源，法官不仅可以解释法，而且还能“造法”，其判例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英美的几位著名法学家如格雷、彼洛克、戴雪、弗兰克等，都近乎一致地断言法官是真正的立法者，法官所制定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 英美法系的裁判文书由“裁定理由”和“法官意见”两部分组成，“裁定理由”即与我们的判决中的事实和理由大致相同。“法官意见”则表达法官的信仰、观点或感情。英美法系的裁判文书由法官本人署名，通常就是法官的个人意见书。而我国的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做出的法律上的判断，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非代表法官个人意见。盲目照搬照抄英美法系裁判文书中的“法官意见”的形式，而不去吸收其“裁定理由”的论证说理的精髓，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不仅事与愿违，南橘北枳，而且直接挑战了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法制尊严。
六、背离规范的原则，影响裁判文书的统一和权威
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不同于一般的文章，它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格式。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裁判文书的改革要在《文书样式》规定的框架内，寻求增强说服力的写作方法。过去的裁判文书之所以让当事人感到司法不公，恰恰说明我们没有按照《文书样式》的要求，对事实和理由部分进行充分的说理。因此，裁判文书改革的关键不在形式，重在内容。而“法官后语”却在现有的《文书样式》模式框架外，独辟蹊径，舍本逐末，搞所谓的“创新”，显然是对裁判文书改革的曲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秀。试想，若全国各地法院都置现有的《文书样式》规范与不顾，随心所欲，各行其是，那么，“创新”的裁判文书将是何等的五花八门，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从何而谈！“法官后语”这一“创新”之作，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与裁判文书改革背道而驰。至少说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新的《文书样式》出台前，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七、背离了司法效率原则，影响案件审结
现在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改革，其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提高审判效率，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如提倡快审快结，提倡民事、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庭前证据展示、听证，取消审结报告等等，都是对审判予以“提速”。 因此，一方面，撰写一篇劝告当事人的“法官后语”，势必会拖延诉讼时间，与其花费大量精力，费时费力去撰写所谓的“法官后语”，倒不如主审法官在裁判前做工作，将有关劝慰、奉告和解释在调解阶段进行；另一方面，如果不以牺牲裁判效率为代价，则法官往往会因为没有充分把握事件的背后真相而满目“动笔”，使“法官后语”流于形式，形同虚设。
八、容易带来程序上的混乱
首先，是造成司法改革程序混乱。判决书是非常严肃的法律文件，是表达国家法律意志的一种方式，它有法定的构成要件。即使要进行改革，也应该由国家级司法机关统一考虑实施，而不应该由地方法院随意进行。一个事关国家司法审判方式的改革，由一个地方基层法院来进行，在程序上大有质疑之处。只有如此，才能使审判方式乃至司法体制改革严谨有序地深入进行，避免统一司法秩序内审判方式的多样性，避免有不必要的改革成本和无序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保证司法体制改革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只有如此，司法改革才能有效且有序地达到预期的目的。
其次，是造成审判程序混乱。如果一份裁判文书是经过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产生的，那么，“法官后语”是代表主审法官的意见，还是代表合议庭的意见？是否也要经过合议庭评议后再制作呢？“法官后语”是代表法官个人还是代表法院？是否也要加盖法院的公章呢？
九、“法官后语”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许多潜在的危害
首先，“法官后语”不仅不会将法律和道德这两种层次性质不同的规范融合，相反多数情况下可能还会凸显它们之间的冲突，损害判决的权威性。通常情况下，“法官后语”存在的理论依据是对言简意赅的法律条文从道德层面作进一步的诠释，它可能是价值取向一致的诠释，也可能是价值取向完全不一致的诠释。而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来看，后一种情况可能更为多见，更有实际意义。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即试图从情理上说服当事人接受依法作出的判决，那岂不是对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进行了否定？值得提醒的是，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法官后语”可以使法官对一些赢了法理却输了情理的案件撰写“判后感” 。要是真的这样，判决恐怕就不再是判决了。
　　其次，极有可能会造成不同判决之间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的矛盾冲突，从而影响判决的权威性。在不同判决之间，由于“法官后语”的存在，很可能会导致某一判决的法律判断和判决的道德判断发生冲突，从而影响司法判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第三，必然会导致司法判决的非规范性，从而影响司法判决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可以想像，“法官后语”在司法实践中肯定不能得到普遍采用。因为在许多领域，如刑事、行政乃至涉外民事诉讼中，显然不太可能采用“法官后语”这种做法，即使在民事案件中，也并非所有类型案件都适合采用“法官后语”。在此情况下，必然导致司法判决格式的不统一、不规范。
　　第四，必然导致不同法官、不同法院“法官后语”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在我国尚不存在一个职业化的法官阶层，所以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法官们尚没有具备一个职业阶层通常应该具有的职业观念、职业道德和思维方式，各地、各级乃至各个法院法官的业务素质也参差不齐，而采用“法官后语”必然会因主审法官个人专业素质和道德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对同一案件的不同看法和不同“后语”。其结果必然是“法官后语”的五花八门，缺乏规范。
　　第五，最为关键的是，“法官后语”这种做法有意无意地反映了与法治国家理念相背的思维惯性，有着潜在的危害。有人认为，“法官后语”以先进思想文化为指导，把依法裁判和以德育人结合起来，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德，是“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体现。然而应该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它没有正确理解以德治国的范畴和内涵，混淆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界限，其次，它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对立起来；再次，它实际上把“先进文化”和“传统美德”予以对立。
　　在法治国家中，法律是最高层次的社会规范，是受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则，通常情况下它必然地包括被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法律价值取向与道德价值取向有时当然可能会发生冲突，但这只是个别情形，不能因此而将法律与道德对立起来。尽管今天尚未成为法律规范的道德规范明天可能就会上升为法律规范，但法官的天职决定了他只能代表今天的法律发言，而不能代表今天的道德发言，更不能在判决书阐释其道德观念。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成为法律的道德观念或相应规范是不确定的，可能因人而异，因群体而异，因地而异，因时间而异。这是法律与道德的重要区别之一。而“法官后语”不能排除法官用个人的道德标准代替案件审判标准的嫌疑。中国现代史告诉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缺陷恰恰是过多地强调了不确定性的道德规范，忽略了确定性的法律规范，其结果是导致了长久的“人治”。所以，我们切不可抱守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或者在其影响下无意识地给人治创造可能。不能将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对立起来，甚至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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