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调查取证权。具体内容包括：辩护律师在依法调查取证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配合，对无故拒不提供证据的单位和个人，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提供证据，并可根据情形，由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罚款或拘留。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司法机关如无正当理由，必须批准；对辩护律师申请的拒绝，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复议，司法机关有义务对不批准的理由做出充分的说明。
五、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还规定，“律师如因履行职责而其安全受到威胁时，就得到当局给予充分的保障”。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通过立法不同程度地赋予律师这一权利。例如，《卢森堡刑法典》第452条第1款规定：“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庭提交的诉讼文书，只要与诉讼或诉讼当事人有关，就不能对它提起任何刑事诉讼”。《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护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中亦规定律师在法庭上辩护，不受法律追究，即使律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为一位有罪的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也不能追究律师的任何法律责任。此外，美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有关法律均对此作了类似的具体的规定。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由辩护律师所担负的职责所决定的，辩护律师作为司法公正天平上另一端的砝码，其主要职责是针对控方获取的有罪证据，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有效地行使自我辩护权。虽然从理论上讲，辩护律师与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但在具体的职责上却是矛盾的、对立的，且正是通过这种职责上的矛盾对立，来达到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目的。基于这种职责上的矛盾对立，加之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控辩双方可能就同一案件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检验辩护律师的言论是否与事实及法律相符，只能由诉讼的实践来证明，而不是由控方的观点、看法来决定的。如果仅仅因为律师在辩护中的言论与事实及法律不符，就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势必导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畏首畏尾，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最终牺牲的却是控辩双方所共同追求的诉讼目标的实现及刑事诉讼价值的体现，是得不偿失的。
针对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存在的困境和现状，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尤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受传统“有罪推定”及国家主义司法观念思想的影响，社会公众，包括很多司法工作人员在观念上对犯罪嫌疑人是推定有罪的，认为其根本没有任何辩护权可言。司法实践中，对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中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普遍存在误解、不满、指责、干涉甚至打击和迫害。修正后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刑事辩护的风险明显增大，因办理刑事案件而遭公安、检察机关追究的案件数量直线上升。其直接的原因在于，修改后的《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刑事辩护的禁止性规定，由于其本身所明显带有的对律师行为特别规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主观色彩，在实践中极易被一些公安、检察机关人为地曲解，成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根据。该法实施以来，因公安、检察机关错抓、错拘辩护律师，造成了律师从事刑事辩护普遍的恐慌心理，全国范围内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急剧下降，一些律师直接宣称不办理刑事辩护业务，有的律师事务所甚至将不办理刑事案件作为一项纪律予以规定，使得原本就非常幼稚的刑事辩护制度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著名律师田文昌曾感慨，“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候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12）。学者指出，律师所遭遇的“迫害”，“不仅仅是律师的悲哀，也是国家法律制度的悲哀”（13）。因此，与那些律师职业有着悠久的传统并受到广泛支持和理解的西方法治国家尚且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相比，在我国这样一个律师制度作为泊来品而引进的、缺乏诉讼民主传统的国度，废除备受争议和诟病的现行《刑法》第306条规定，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规则，明确赋予辩护律师包括在刑事辩护中发表的言论（包括口头和书面上的）不受法律追究及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向法院提供或者出示文件、材料失实的，不受法律追究等内容在内的刑事辩护豁免权就更显得重要和必要。

结束语
由于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先天不足以及侦查机关、控方力量的先天强大，如果任其发展，将形成巨大的以强凌弱的局面，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4），“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15）。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现代各国无不通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来抵制司法的专横与任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组织的蓬勃发展，刑事被告人权问题开始成为国际人权运动的组成部分”（16），先后产生了多项人权保护国际公约，以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各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国政府对刑事被告人人权保护问题也一贯极其重视，早在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就已经明确向世界宣布，“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人民一贯遵守的原则”。江泽民总书记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促进和保障人权是各国政府的神圣职责。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并结合本国国情和有关法律，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目前我国已签署和加入了近20项有关人权保障的国际公约，切实遵守这些国际公约中所确立的司法准则，不仅是一项国际义务，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保障人权、加快刑事司法民主化进程的需要，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因此，只有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进行深刻的剖析并不断地进行完善，才能真正地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切实地保障人权，最终达到刑事辩护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水平，使我国的律师刑事辩护事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1）、[英]边沁：《政府片论》，商务1995年，第99页
（2）、[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
（3）、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4）、参见 ：马进保：《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探析》，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
（5）、陈光中主编：《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三联1999年，第99—100页
（7）、[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8）、冯春萍：《论控辩平等与被控人人权保障》，《法律科学》1998年第6期
（9）、汪建成：《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法制日报》1999年12月5日
（10）、转引 余正琨：《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请求权》，载《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7期
（11）、樊崇义：《刑事辩护的障碍与困惑透视》，《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2）、田文昌：《中国名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13）、孙国祥：《步屣维艰的当代中国刑事辩护》，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第10期
（1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1997年，第154页
（15）、[英]梅利曼：《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52页
（16）、罗本琦：《刑事被告人人权的法律保护》，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高军（1972— ），男，江苏淮阴人,吉林大学硕士,现任何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法学讲师，常州， 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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