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对于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坚持疑罪从无，这与一般的推定的法律效果有明显的差别。站在被告人的立场，只要被告人的反驳使指控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应该认定反驳有效，推定不发生终局效力。当然使推定遭到彻底反驳，共同受贿故意不存在的主张的证据能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成为被告人追求的目标。
三、共同受贿故意推定证明的价值分析
受贿故意推定将进一步强化诉讼价值。第一，有利于刑法实体正义的实现。在现行法律体制下，检察机关无法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之间的共同受贿故意，反贿的法律不仅不是反贿的杀手锏，反而成了受贿的护身符，不仅不是受贿行为的警示牌，反而成为受贿犯罪的诱饵。受贿犯罪的黑数达99％，这能说实现了实体的法律正义吗？能证明诉讼的高效吗？是否起到了法律的预防功能？正是为了解决这系列问题，笔者主张引进受贿故意的推定规则，为有效地打击和遏止受贿犯罪，为实现刑法的实体正义提供法律依据。
第二，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有其独立的价值，但必须服从于实体正义，这是由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决定的。正是因为程序的障碍，上述问题变得无解，笔者通过修订举证责任分配的方法，部份地将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人，从而化解了程序障碍，实现了程序正义：不能让无法举证的人承担举证责任。因为“一方当事人被认为具有一种获取信息的特别条件，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 同时通过推定，可以缩短“双规”时间或取消“双规”，“双规”实际履行了侦查职能，在现行法律体制下，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化解了检察机关侦查期限的限制，但是从法律角度看，“双规”没有法律依据，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显然党的机关不能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任何规定，“双规”不符合程序法规定；这就产生了办案需要与程序法律的矛盾，化解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是用推定来引导受贿人的举证责任，既实现了实体正义，也实现了程序正义。
第三，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贝卡里亚指出：“诉讼本身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 1976年英国法院受理民刑案件总数为10，281，563件，1975年美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为11，256，600件 ；而我国1992年全国法院各类案件总数共为336万件， 仅相当于英国的1／3和美国刑事案件的1／4。美国只有28，000名州法官、1083名联邦行政法官、700名联邦法官，共29，783人。 我国法官20余万，而尚感人手不够，表明我国的诉讼效率还有待提高；当然并不是说，诉讼效率不高是司法的问题，立法在这里是主要问题。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是廉洁的，进入诉讼程序的初期，心理上非常痛苦和烦燥，行动上拒不配合，不会主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廉洁性。如果法律规定其承担举证责任，在法律的指引下，就会主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廉洁，从而更快地弄清事实真相，避免正义的迟到 。如果由检察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检察机关不能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审查结论是存疑不起诉，这个结论不利于恢复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评价。如果由国家工作人员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过程就是一个宣传自己廉洁的过程，审查结论是明确的、无罪的。一个犯罪嫌疑人联系着家庭、单位和工作，案件久拖不决，势必引起局部性关系的动荡不安，办案速度的提高，就是重建秩序的速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参见拙著《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理论与实务》、《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案例评析》，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又见刘生荣等：《共同受贿罪过的推定研究》，《检察日报》2000年12月6日。梁根林：《受贿罪法网的漏洞及其补救》，《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
参见游伟:《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13页。又见张穹:《中国十大公诉名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313页。
参见拙著:《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举证责任》，《法学》2003年第6期。
参见拙著:《唐律疏义与现行刑法:血缘视角的比较》,《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又见赵虎等：《贿赂行为推定的证据适用规则之再思考》，《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最高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国际预防腐败犯罪法律文件选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梁国庆：《国际反贪污贿赂理论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邹志宏：《受贿案的司法调查》，《上海检察调研》2001年第2期。焦友龙:《受贿靠夫妻 贪官背后多少‘贪内助’》，《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4日。

刘善春等：《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参见拙著：《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特殊性》，《中国刑事法杂志》03年第3期。
迈克尔.Ｄ.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龚样瑞等：《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1～82页。
参见198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王有志等：《论举证责任的最佳定位及其司法保障措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1期。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原文发表在《法学》2003年第6期。联系liweidi1289@yahoo.c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