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法律规定各不相同，我国法院应当努力掌握起诉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有关法律规定，认真核查起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避免发生立案不当的差错，确保程序公正获得实现。

三、关于案由和受理
根据我国诉讼法和有关案由的司法解释，法院受理案件时，应根据起诉事实反映的案件性质确定正确的案由，并由立案庭按照程序规定移交审判庭予以审理。
上述香港某公司起诉加拿大某公司等的涉外诉讼案件，如果香港某公司具有合法诉讼主体资格，那么依据其诉状提供的事实陈述及诉讼请求，应该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争议标的是双方在上海某合资企业的股权。但法院立案庭未加仔细核查，片面地认为上海某合资企业是某别墅有限公司，那么双方的纠纷焦点是这个“别墅”，就轻率地将此案案由定为“其他房屋纠纷”，从而把这件根本不涉及任何房地产纠纷的案件，交由民事审判庭审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立案工作的有关司法解释（1997年法发[1997]7号），“审判庭对立案机构移送的案件认为不属本庭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提出，报院长决定”。这件明显是合资企业股权纠纷的案件，依法本应属于经济诉讼案，属于经济审判庭职责范围，但却被民事审判庭以“其他房屋纠纷案”进行审理，直至三年多后作出判决时才将案由改为“股权纠纷案”。
由此可见，立案不当而造成案由差错，从而导致审判庭职责范围混淆，应该说肯定不符合严格遵循实体法与程序法应并重的原则，也不符合程序公正要求的。然而，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法院在判决书中仍强词夺理，声称：“至于本案由经济庭或民庭受理是法院内部的分工问题，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如果这种观点能成立，那么试问，今后法院民庭将包括股权纠纷案的众多经济纠纷案件抢过来审理，而经济庭却去审理房地产、婚姻、继承等民事案件，只要“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是否就可以照此办理呢？显然这是站不住脚的。须知法院审判业务是一项十分复杂而精细的专业工作，审理不同类型的案件有其不同的审理重点和技巧，需要大量不同的相关案件所涉及的法律、经济、科技乃至文化等诸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因此，由不同的审判庭按照其职能范围审理相关类型的案件，既是提高审判质量、确保公正与效率的需要，又是切实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必要条件。上述判决书认为无论哪个审判庭审理条件“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的观点，有违程序公正合法的要求，是行不通的。

四、关于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制度，是现代程序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程序公正，也包括严格适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法院在立案工作中，应当对起诉人提出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法定时效期间进行审查。为提高办案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对于诉讼时效超过的案件，立案庭经审查后应书面或口头将诉讼时效规定告知起诉人，说明由于超过诉讼时效起诉人提起诉讼将丧失胜诉权，以便起诉人权衡利弊后主动撤回起诉，避免进入诉讼程序，浪费人力物力，却于事无补。另一方面，立案庭如因疏于审查，将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作为正常案件移交审判庭审理，应视为立案审查差错，追究差错责任。
还是上述涉外股权纠纷案件，该案诉争的股权变更登记发生于1995年11月，起诉人以1994年以来未分得股利为由，于1998年5月提起诉讼，要求恢复其所代表的香港某公司在上海某合资企业的股权并分取1994年以来的红利。起诉人早在1994年未分得红利而已经知道变化情况，但却不闻不问，向上海某人民法院起诉时已经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丧失胜诉权，法院本应依法判决驳回起诉人的诉讼请求。然而，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法院竟以起诉人“不知其权利被侵害存在可能性”为理由，认定起诉人起诉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涉及本案起诉人起诉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基本事实，在立案时未能查清，在审理中又未经举证、质证和认证，却在判决时以所谓“可能性”的情况作为定案依据而武断地认定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这种做法明显违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任何稍具法律常识的普通百姓也会看出问题的。要是法院凭某事件的“可能性”就作出判决，那么人们难免要问：法院的公正何在？法律的尊严何在？

五、关于证人作证
我国诉讼法对于证人作证有所规定，但规定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鉴于我国目前尚难通过立法机关立即制订和颁布《证据法》，因此为促进司法改革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民商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在《证据规则》中，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和要求都作了详尽规定。可以预期，《证据规则》的切实实施，对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现必将起到推动作用。
还是上述涉外股权纠纷案件，应被告加拿大某公司的请求，法院允许香港另一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法官和原被告双方也分别对证人作了询问。对于庭审质证认证过程中证人出庭作证的这一过程及对证人证词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及其理由，法院在以后作出的判决书中竟只字不提，就好比根本不存在证人出庭作证这个环节一样。笔者认为，发生这种情况，至少证明判决书未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整个诉讼过程，对证人证言是否采纳根本不提，是属于法律文书制作方面的差错，也是对证人作证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的体现，需要在今后予以纠正的。

六、关于证据认证
我国诉讼法和《证据规则》对证据认证都有所规定，基本精神是只有经过质证认证而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认定诉争事实的根据，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笔者注意到，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今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证据规则》，根据审判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将上述相关规定内容表述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这值得议论一番。
笔者办理过不少涉外或涉港案件，往往在质证时遇到一些大致相似的情况，即一方外国当事人提供了经公证认证的书证，另一方当事人证明同一事实也出具了经不同机构公证认证的另外的书证。如果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那就应当认定双方所提供的经公证认证的书证都为定案依据，然而这些书证所证明的同一事实却往往在关键之点存在差异，甚至有的是根本相反的内容。那么应当如何处置才更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呢？
笔者认为，这里实质上存在一个不同地域法律制度的差异和冲突问题。我国加入世贸后，各国法人、个人到我国从事各种活动将日益增多，由此发生的诉讼案件也必将增多。法院和法官应当尽快熟悉有关外国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包括公证认证制度，以利正确处理上述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公证机构在对书证进行公证时，他们讲究的是当事人的真实签署，至于书证的文字内容是否合法真实，他们是不管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律往往规定，书证文字内容如有虚假，由当事人自负法律责任，公证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外国政府认证机构的认证，仅证明公证机构签署人的资格，并不对书证内容起任何证明作用。我国使领馆的认证，仅证明外国政府认证机构的真实合法，也不对书证内容起任何证明作用。因此，对于同一事实的证明却出现截然不同内容的经公证认证的书证材料，也就不足为奇了。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不能机械地死扣我国民诉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而应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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