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和镇压。正因为如此，刑诉法才具有“被告人权利大宪章”的特征。而且，这样处理也有法律依据。刑诉法195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上诉或抗诉案件的程序，除本案已有规定的以外，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进行。”长期以来，由于受司法文化传统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至今仍然对审判人员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程序公正的重要性，而程序公正就要求贯彻公平待遇原则，在诉讼活动中的各项规则对各方当事人来说都应该是公平的。司法面前人人平等，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各方当事人都可以享有平等的诉讼准备和举证、质证的权利与机会。
　　四、开庭审理前，对有可能是精神病患者的被告人，当然应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代为行使诉权。不管被告人是否能辩别是非，是否能正确表达个人意志，都应当庭听取其供述和辩解和对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方面提出的意见，并应记录在案。一方面有助于查清其所实施的非法行为的事实，另一方面可通过其在法庭上的言谈举止，神情表现等帮助审判人员对其有病无病作出更为客观的判断。同时这也是直接言词原则的体现。但如果病情发作，语言颠狂，行为不羁，非打即骂，无法参加诉讼的，则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崐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1条，裁定中止审理，待病情稳定后再恢复诉讼。如被告人羁押的则应变更强制措施，由其亲属或者监护人医疗或由政府强制医疗。如果认为精神病人不能辨别是非，而可以不要求其直接到庭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
　　五、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本案被告人闫某经过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和刑事诉讼等法定程序，确认其为处于疾病期的精神病人，依法不予刑事处罚。但如何在判决主文中表述，则形成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认定其有罪，再宣告其不负刑事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闫某不构成犯罪，应宣告其无罪。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从法理上讲，精神病人由于其主体要件不符，属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其实施的非法行为不能满足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的要求，故不构成犯罪。既然不构成犯罪，就应该宣告其无罪，这是司法(刑事诉讼)的基本功能。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6条(六)、(七)两项规定了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判决宣告不负刑事责任，亦未明确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审判实务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却多有判决宣告无罪的例子，学理上亦多认为应宣告无罪。此间道理就在于，虽然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造成一定危害结果，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但毕竟实施了一定的非法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具有社会危害性，在情理上(道德上)不具有正当性，不值得提倡和肯定。如对其宣告无罪，无疑是对这种行为的纵容和鼓励。而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之所以可以宣告无罪，是因为这些行为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积极的社会意义，有利于营造弘扬正气和与不法侵害作斗争的氛围。故应当提升到法律层面上对其加以提倡和肯定，事实上刑法和民法对这类私力救济行为均已作了专门的规定。因此，本案的判决主文中既不能认定闫某有罪，也不能宣告其无罪，而应表述为：“被告人闫某对其实施的伤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由其法定代理人严加看管或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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