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权与沉默权的关系。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在不利于自己的环境中享有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权利，在不利的环境中如稍作解释即可消除误会的话，当事人当然会选择辩护权，但假如辩护会招致更多误会的，那么，当事人只能选择沉默权了，而辩护权既可在有利的环境中行使也可在不利的环境中行使。保持沉默并不是对辩护权的放弃。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如实供述之后，可以进行辩护。即使放弃了辩护权，仍要如实供述。假如放弃辩护权就意味着行使沉默权的话，那么，不如实供述就不应当受到“抗拒从严”的制裁。由此可见二者的关系并不矛盾。2、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对与案件有关的问题拒绝回答，并不会因此受到追究，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回答与否都不可能产生任何法律后果，更谈不上受到追究，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我们必须放弃，这种攻心为上的政策在我国特定时期的确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在不断提高，其心理素质也是以前望尘莫及的。这项政策已在慢慢的失去其往日的光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是其必然的选择。这是其一。其二，乱世用重典，治世用轻典，我们现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持续上升，人民安居乐业，没有必要“从严”而应以教化、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其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无法律依据，因为对犯罪嫌疑人量刑取决于其所犯罪行种类及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比如一个按刑律应当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即使他将其所犯罪行向侦查机关全部坦白了，也不可能因其“坦白而从宽，其实这项政策与刑诉法第93条的规定，实际上是为惩罚保持沉默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去掉刑事诉讼第93条关于如实陈述义务的规定。首先，这一规定的实质即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无论是否真实都必须涉及与案件有关的一些人和事，能够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一定的线索，而且，可以与其它证据相互鉴别，有利于审核其它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其次，在司法实践中，违背沉默权的这一规定，越来越显露出其弊端，最突出的就是刑讯逼供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内容很明显：侦查人员（包括其他司法机关人员）有权提问犯罪嫌疑人，而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这条规定的实质在于规定司法人员审问犯罪嫌疑人必须提供与案件有关问题的义务，从而为某些司法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可能。因此，确立沉默权的前提，就是必须放弃第93条的规定。
　　第四，明确沉默权的最终价值，人的尊严是人类的终极目的。而沉默权制度则是保障人类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手段之一。所以，从绝对与实用的角度来说，沉默权确会使一些犯罪分子逃避制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最终价值。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联邦法院大法官奥利旨.温德尔.霍尔姆斯曾说过：“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的多。
　　第五，沉默权应当通过立法来确认，使沉默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三、    沉默权的行使及限制
　　有人认为，在侦查阶段应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但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则不享有该权利。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沉默权对我国来说是超越国情的，既无助于避免刑讯逼供，也使口供这一直接证据大为减少不利于打击犯罪，只会陡增侦破案件的难度。
　　笔者认为，应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对于被告人的沉默权应当予以限制。
　　第一，    随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结以及新加入公约的成员国不断增加，加快了沉默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国际条约也是我国法律的渊源之一，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又未有任何的限制规定，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予以明确规定沉默权。
　　第二，    司法实践中，很多司法人员执法观念陈旧，刑侦手段相对落后，为了追求破案率，造成大量刑讯逼供现象出现，对沉默权的明确，也是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以及我国刑法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相一致的。
　　第三，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不会阻碍侦查，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如在庭审中行使了沉默权，那也就部分放弃了抗辩权，只要公诉人在法庭上提供了足以证实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的证据的，即使被告人在庭审中保持沉默，也不会妨碍对其的审理与判决。当然，在对沉默权予以明确规定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即要保护人权也要打击犯罪，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为了更有效地打击犯罪，应对沉默权的行使有所限制。
　　其一，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被发现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向警方说明其到现场的时间，目的以及行为过程，不能以沉默权对抗侦查人员的讯问。
　　其二，如果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上，家中，住处等处发现被害人的物品以及作案工具等，犯罪嫌疑人必须明确说明其来源，并提供相关证据，否则，就有可能对其作出不利推定。
　　其三，在有的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也会被定罪处罚，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因此，在某些特殊犯罪中可以规定例外情况，如个人行贿、受贿案件，洗钱犯罪案件以及一些金融诈骗案件等，并且应在法律上明确。如果在此范围之内，犯罪嫌疑人继续保持沉默，法庭就有可能对其作出不利的判决。
　　综上所述，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然而，它建立于一种对人权高度尊重的司法背景之下，而且伴随着对配套制度较高的要求，同时可能对犯罪嫌疑人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司法资源不足。而且，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个人权利难以充分张扬的国家来说，沉默权制度的确立必须会经历一个艰难过程。
　　我们在考虑其制度的设立时应当注意，既要解决价值问题，又要解决技术问题，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的“拉动”实践，但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太远，既要充分重视保护人权，又要适当考虑打击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需要，从而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
　　
　　作者简介：，男，1962年7月出生，法学学士，现任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主任，法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等。
　　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2004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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