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地方政府成为“违法调控狂”的法理剖析

　　在城区从事危险化工品仓储、物流之外的经营活动，如商务谈判、签订合同，发放产品书面资料等商务活动，被《通告》“禁止”。如果政府行为在法律规范之内，而不是在规范之外；行政意志在法律之下，而不是在法律之上；如果政府能够遵守《行政许可法》和依法行政规范，有关行政部门一定会掂量自己因变更行政许可须“依法补偿”被许可人的“支付能力”。在合意法学即“法律代价学派”提出的“法律代价说”看来，政府调控行为也会受行为代价设置的制约――不赔偿或补偿被调控对象因调控带来的损失，调控行为就会大涨，若须赔偿或补偿被调控对象因调控带来的损失，调控行为就会锐减。地方政府成为“违法调控狂”，是因为在每一个特殊的地方权域内，政治权力可通过控制司法和法律机构，导致法律代价设置失灵。

　　被东京大学法学部学者引证、闻名遐迩的另一拙作《马车安上汽车刹车：评》（2003）指出――

　　“从现存权力和法律制度出发，去自我操纵约束现存权力的事‘业’，在缺乏社会维权法律制度的时空，去操纵权力的自控而非它控。这就如同对缺乏控制的马车（”驴车“亦可，反正仅仅是个比喻），现在被马或驴自己安装一个自动档的汽车刹车……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尤其是诚实学者，是不敢断言马车安上汽车刹车的‘制动效果’的：谁能判断出祖国各地的‘马’”或者‘驴’，就一定听任‘汽车刹车’对设定行政许可、实施行政许可的命令和限制？关于行政许可设定和实施的监督，难以抵抗现实权力对立法和适法的破坏。只有‘政治性存在主体’，会‘乐观看待’这种刹车设计。“

　　在政治权力控制司法和行政法律机构的情形下，《行政许可法》设置的行政调控代价，往往不再被认可和实际兑付，法律的定价工具效用，进入了政治社会黑洞而消灭，政府从而失去了对法律代价的审思机会。 地方政府成为“违法调控狂”，今天调控A，明日调控B，演变为社会实际代价机制下的普遍性行政行为 .这种社会实况，标明了“管制与调控型政府”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巨大危害。这个典型案例，既是诸葛亮同志预计到的 “马车不听汽车刹车控制”的制度笑话，也是对培育独立司法，发挥司法机构作为法律代价定价机构作用的紧急呼唤。没有现代政府的角色认知，没有独立司法，没有法律代价兑付机制，就没有法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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