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联系，关系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因素并不仅限于此，构成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某些前提或基础事实仍可能存在违法，但我们不能为这种普遍联系付出无止境的代价。因此，我们认为，在审查行政机关所作拆迁裁决是否合法时，只能就行政机关作出裁决时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是否遵守了法定程序以及是否具有裁决主体资格等方面进行审查，不能扩大审查行政机关颁发拆迁许可证是否合法。在裁决案件中，拆迁许可证是衡量被告作出裁决是否合法的证据之一，只要经过质证被证明该许可证是真实存在的，人民法院就应当采纳。如果当事人虽承认拆迁许可证的真实性，但对其合法性提起异议，人民法院就应告知其另行起诉，因为此时诉讼标的已经转移了或增加了新的诉讼标的。由于拆迁许可案件审理结果可能影响拆迁裁决案件的最终胜负，人民法院在审理许可案件时可中止裁决案件的审理。当然，当事人可以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颁发拆迁许可证、作出拆迁裁决的行政行为同时提起诉讼，但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立案，可以合并审理，也可以分别审理。
　　五、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拆迁行政案件中能否直接认定拆迁房屋的性质和面积问题。实践中，关于被拆迁房屋是住宅还是非住宅，以及房屋面积的最终确定，关系到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也最容易产生矛盾。譬如，被拆迁人的房产证上虽载明是住宅，但实际上被拆迁人早已变更房屋用途，将住宅变为非住宅，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对这种情况法院如何认定？有人认为，法院应当实事求是地认定该房屋为非住宅，切实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也有人认为，认定拆迁房屋性质的权力只属于行政机关，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认定。我们认为，在拆迁活动中，无论是颁布公告，发放许可证，还是对拆迁房屋性质、拆迁面积的认定以及确定被拆迁人的补偿安置标准，都在行政机关职能范围内，是一种行政权力，人民法院不能擅自干预。尤其是在有关事实认定上，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切莫以法院自己的认识取代行政机关的认定，尽管前者可能更为公正合理。对于拆迁中认定私房非住宅的问题，建设部93年有一个批复(建房函字[93]23号)，指出对私有房屋使用性质虽已变更，但没有办理房屋使用变更登记的，应首先补办房屋使用性质变更登记手续，补交国家规定的有关税费后，拆迁人则根据房屋使用性质变更的情况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合同。从该批复强调有条件办理变更登记的地方可适用该批复来看，实际上是为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提供了一个依据。因此，对房屋使用性质变更认可权在行政机关手里，人民法院不能强行要求行政机关适用批复对某拆迁房屋作出非住宅的认定，甚或在判决中迳行认定。但是，如果行政机关适用批复，允许被拆迁人补办房屋使用性质变更登记手续，能否在诉讼中予以采信，则是人民法院的职权。那么，行政机关补办手续的时间效力如何确定？我们认为，只要行政机关在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前依法给被拆迁人补办了有关房屋使用性质变更登记手续，人民法院就应当在诉讼中予以采信。这样规定既充分尊重了行政机关的决定(是否补办的决定权在行政机关)，也为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行为作了一定的限制(必须在裁决前)。这个限制有利于法院在审理拆迁裁决案件前固定相关证据，从而及时作出裁判。需要指出的是，限制补办手续的时限除了裁决前外，还有人主张在一审立案前或者发布拆迁公告前，前者较宽，后者较严。我们认为，认可行政机关可以在一审立案前给被拆迁人补办手续，可能使被诉的拆迁裁决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给法院审理带来困难，且给法院个别工作人员利用立案时间寻租创造条件。而如果认可行政机关在发布拆迁公告前可以补办相关手续属于理所当然，拆迁条例已经规定拆迁公告发布后即冻结有关手续的办理，再作规定没有实际意义。
　　此外，关于被拆迁房屋产权证上载明的面积与实际面积不一致时，也存在法院能否直接认定的问题。我们对此确立一个原则，即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规定认定拆迁面积的，人民法院将不予采信，但行政机关认定拆迁面积有利于被拆迁人利益的例外。具体说来，首先明确被拆迁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是确定拆迁安置补偿面积的法定证据，凡与产权证上载明的面积不一致的，必须以产权证上载明的面积为准，这也是行政法规的规定。如果行政机关违反此规定认定拆迁面积的，法院在审理中将不予采信。但是，如果房屋产权证载明的面积小于实际面积，而行政机关按实际面积认定拆迁面积时，对于这个例外，我们认为只要行政机关实事求是，其授益行为有利于增进被拆迁人利益，亦不损害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宜予以采纳。
　　六、关于人民法院受理诉前执行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若干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非诉执行申请的条件是被执行人的起诉期限届满且既不履行法定义务又不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当事人申请先予执行必须是在诉讼中提出。显然，法院受理行政机关在被拆迁人起诉前的执行申请存在法律障碍。实践中，各地法院为了规避这个法律障碍，在被拆迁人未起诉时，动员拆迁人对拆迁裁决提起行政诉讼，人为制造满足先予执行的条件，进而对被拆迁人予以执行，然后再由拆迁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诉前执行申请，本质上体现了如何处理公正与效率的问题。现行法律着眼公正较多，考虑效率相对较少，从而给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带来诸多困难，许多重大行政管理活动常常为当事人的起诉期限所阻滞，不利于增进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从实践经验看，有些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如违章建筑、假冒伪劣药品的控制等，如不及时执行，将会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容不得拖延耽搁。因此，我们认为，最高法院应当适时作出司法解释，在坚持法律的有关规定时，有条件允许行政机关在被执行人起诉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人民法院认为必须强制执行的，予以强制执行。这个条件限定在行政行为涉及移民、抢险救灾等需要拆迁房屋的特殊情形。而且，人民法院在受理行政机关诉前执行申请后，不影响被执行人就据以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这样，既照顾到行政机关的效率需求，也不堵塞被执行人的救济渠道。当然，这种做法会给诉讼案件的审理带来困难，尤其是如何掌握诉前执行的审查标准，掌握过宽，可能造成与随后可能发生的诉讼案件不一致的结果，掌握过严，体现不了执行的效率。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七、关于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能否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问题。我国法律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国有土地地上建筑物的拆迁，属于城市房屋拆迁的范畴，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而农村集体土地地上建筑物的拆迁，属于征地拆迁范畴，适用《土地管理法》有关征地补偿安置的规定。在土地管理和房屋管理二大职能没合并前，国土部门和房管部门分别是征地拆迁和城市房屋拆迁的主管机关。由此可见，征地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拆迁活动，其运作遵循各自不同的程序和规则。由于农村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征地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在补偿安置方面存在高低不等的标准，在某些拆迁案件中，两种补偿安置标准的选择适用，往往成为当事各方争议的一个焦点。目前全国各地旧城改造高潮已过，城市建设开始向城郊发展，俞来俞多地涉及到集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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