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员并非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保险人没有理由拒绝赔偿。
　　以上我们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酒后驾车险”在设立上的违法性以及即使存在了这样的保险合同也会因为法律规定而变成一纸空文。接下去，我们希望换一个角度——从保险利益出发来继续讨论“酒后驾车险”的合法性。保险利益之于保险的重要性可以经典的概括为六个字，即“无利益，无保险”。虽然保险利益至今仍然是学术界一个没能彻底搞清楚的问题。但是既然涉及了保险问题又怎能绕得过保险利益的问题呢？以下，笔者将结合对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的认识对“酒后驾车险”之被保险人是否具备保险利益做些评论。
　　对保险利益的定义，学者们的见解相差不多。所谓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在责任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基本是重合的，下文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若无特别说明则指同一对象）对投保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遭受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5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因承担赔偿责任而将减少现有的财产，或者失去应得的利益，从而与其赔偿责任的承担具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则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6对于此种保险的实质，美国法院认为，责任保险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存在于被保险人的全部财产及其顺利地经营业务所可获得的一切经济利益上，投保人凭借此种保险措施对于因偶然事故发生所蒙受的金钱损失或不利益获得填补，此既所谓消极的期待利益。7因此，消极的期待利益之所以可以成为保险利益，是基于投保人对其现有的财产有利益。8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有误导性的。我们可用反证法加以证明。假设一个投保了汽车第三人责任险的人故意开车撞了人。此时他对现有财产肯定是享有利益的，因为他若承担了赔偿责任其现有财产必然就会减少。但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因为对现有财产享有利益而对第三人责任险也享有保险利益，从而由保险人代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呢？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所以笔者认为，判断被保险人是否对责任保险享有保险利益，不应看他对现有财产是否享有利益，而应把重心放在对投保人潜在的对第三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考察上。对此，有学者将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归纳为三个构成要素：1、投保人必须有某种可能发生的潜在责任；2、这种潜在的责任应该是保险标的；3、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必须有某种法律上认可的联系。9我们不妨就用这三条标准来检验“酒后驾车险”的投保人是否拥有保险利益。首先，我们认为对于第一、三条标准，投保人还是符合的。因为对于一个驾驶者来说，酒后肇事既不是必然发生的，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就表明驾驶者因酒后驾驶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当然，被保险人会因责任不发生而收益或因损害产生责任而受到损失，这也就是投保人与潜在责任之间法律上认可的联系。现在问题就简化为，完全由第2条标准来决定“酒后驾车险”的投保人是否拥有保险利益。换句话说，如果这种潜在的责任属于责任保险标的的话，投保人就有保险利益，反之则没有。
　　责任保险的标的是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一般限于法定责任，即法律直接规定应由行为人承担的过失责任或严格责任。也就是说，责任保险的标的应符合以下条件：第一，该责任的产生必须具有以外性或偶然性，被保险人蓄意进行的行为不属于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第二，责任保险承保的责任必须是依据法律规定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法律责任；第三，责任保险承保的是被保险人承担的具有财产责任性质的民事赔偿责任，而不包括其应负的刑事、行政责任和非财产性质的民事责任。按照我国的《民法通则》和《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酒后驾车造成第三者人身财产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责任。另外，保监会和天安保险公司也再三强调，“酒后驾车险”仅涉及投保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并不影响肇事者接受行政和刑事处罚。可见，“酒后驾车险”之投保人的潜在责任符合责任保险标的的后两条标准。但是，酒后驾驶的蓄意性是不容否定的。仅次一条就可使酒后驾车所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不符责任保险标的的要求。如果我们将被保险人故意行为所造成的危险或事故也纳入保险的范围无疑会引发巨大的道德危险。这等于在客观上鼓励了酒后驾驶这种违法行为。虽然天安保险公司宣称，“酒后驾驶的主观故意并不妨碍酒后驾车事故的客观存在”。但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酒后驾车和事故的出现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酒后驾驶的故意本身足以将事故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排除在责任保险之外。
　　综上所述，由于酒后驾车所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不属责任保险的标的之列，以至于不满足责任保险投保人的保险利益应有的构成要件。所以“酒后驾车险”的投保人实际上是不拥有保险利益的。按照“无利益，无保险”的原则，他显然没有资格投保该险种。既然如此，“酒后驾车险”一方面要吸引大众投保，另一方面大众本身对该保险又都不具备保险利益，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以上，笔者分别从形式内容角度和实质内容角度对“酒后驾车险”的合法与否做了较深入的分析。这个保险在形式上较之标准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内容上和现行法律存在根本的冲突，同时也违反了作为保险基本原则之一的保险利益原则。因此，我们认为保监会批准该险种是不恰当的，“酒后驾车险”缺少合法性的支持。
　　
　　我们虽然已对“酒后驾车险”合法与否的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些结论的得出莫不是建立在现行法和当前占主流地位的法律思想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可把之前所做的一切分析看作是一种实然的路径。与此同时，天安保险公司、保监会和该保险的支持者们着重强调“酒后驾车险”对第三者保护作用的声音如此响亮，以至于我们无法忽视这些声音的存在。那么，强调对第三者利益的保护是否就是责任保险的发展方向呢？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在应然的路径上发现“酒后驾车险”的些许合理性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工业的高度发达所带来的意外灾害的频繁性和严重性的增加，保护受害第三者利益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首先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预防性惩罚功能逐步后退，相反对受害者损失填补功能却得到加强。而侵权行为法和责任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互补关系。10因为侵权行为法只是在法律上确认了损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受害者的利益若想得到真正的补偿显然还关系到损害人的经济实力等其他因素。这就决定了受害第三人利益的保障必须得到责任保险制度的大力支持。我们欣喜的看到，目前已有学者将“优先保护受害第三人利益”作为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予以表述。11应该说，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是责任保险的初始目的，受害第三人所受损失及时得到补偿不过为其客观结果。但随着责任保险覆盖面的拓宽和法律社会化运动的深入，责任保险正渐渐成为受害第三人甚至整个社会利益获得保护的重要手段。从这个角度说，责任保险具有保护被保险人和受害第三人利益的双重功能，但保护后者利益更显其突出性和重要性。
　　当今社会，酒后驾驶的确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据有关数字显示，上海市仅今年七八两月就查获酒后驾车942起。考虑到酒后驾车的隐密性，真正的数字远不止这些。站在酒后驾车的受害第三人的角度而言，这种酒后驾车的频发性对其人身和财产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受害者都很难及时得到赔偿。即便求助于诉讼也往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结果也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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