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对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等合法彩票的销售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自从“六合彩”传播以来，合法彩票的销售额大不如前，有的地方下降竟达一半以上，笔者在揭阳市“南粤风采”福利彩票站了解到，2003年该福彩的销售额竟比“六合彩”盛行前的1999年下降了65%，这样一来将不利于国家福利事业、体育事业的发展。
　　由于六合彩的四处蔓延，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并相应造成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相应地税收征收困难，进而反映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
　　
　　三、“六合彩”传播和盛行的原因
　　（一）群众愚昧的暴利投机心理、贪财欲望和严重的迷信思想是“六合彩”兴起传播的关键原因
　　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群众们想发财致富本无可非议，但许多人不是通过勤劳致富，而是把致富的希望都押在购买“六合彩”上，梦想一夜暴富的严重的投机心理使他们丧失了判断力，迷失了方向。
　　严重的愚昧迷信思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很多彩徒相信“六合彩”的中奖号码是可以被猜中的，相信玄机是准确的，冥冥之中有股力量在帮助其发横财。即使花几万、十几万只中了几千元、几百元的奖，彩民往往只是怨自己运气不好，或是经庄家“善意”提醒后对着“六合彩玄机图”埋怨自己当时买彩的失误。
　　同时还存在赌博犯罪活动同样性质的翻本心理。输了钱总想着中一次就翻本，可以说，对于六合彩赌徒来讲，“六合彩”是一种毒品，沉溺其中就是踏上一条不归路。偶尔的中奖恰如吸入毒品的那一瞬间，片刻的快乐换来的可能是一世的痛苦。未迷上的时候，六合彩表现得像一条发财捷径，迷上的时候它是一条绞索，彩徒输钱后所有翻本的挣扎都只能是被越套越紧。
　　（二）庄家的欺骗手段深具诱惑力
　　四十倍的高额赔率和某地某人用几千元博得几十万元的传言是庄家吸引群众参赌的两大绝招。庄家为了掩盖其非法活动本质而特地编写了号称藏有中奖号码的“六合彩玄机图”、“济公送码”或“曾道人透码”及其它信息，以提供彩民研究“特码”，这为参赌心切又有所顾虑的彩民提供了一颗定心丸。不仅如此，还可通过上因特网浏览或拨打香港声讯台查询中奖号码等手段，让赌者深信不疑。其实“六合彩”活动都是本地一些庄家私自操纵，与香港六合彩公司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三）参赌人员大多参赌人员以农民、个体劳动者为主，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制观念淡薄，有着自身阶层的局限性。
　　参赌人员以农民、个体劳动者为主，他们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他们对49个数字的排列组合的机会以及中奖概率等风险与效益关系的认识并不深刻，加之他们代表的是私有制经济中的个体经济成分，小农意识严重，受自身阶层的限制，他们考虑问题时往往把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而忽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法制意识落后乃至缺乏，导致对六合彩的危害性和违法性存在着认识上的盲点，一经诱惑，容易进入一种如痴如醉、走火入魔的幻想之中，并从中得到旁人无法企及的快乐。
　　（四）乡村社会的特有环境是六合彩繁殖的温床
　　费孝通著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讲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村社会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各自的底细，从熟悉中获得了信任，人们彼此之间在人格上的相互信任，而这一点恰好是六合彩在乡村不断运作的纽带。在庄家和彩民间的经济交往正是靠这种彼此了解彼此信任的关系维系着，彩民到庄家处买彩，一般是要交现金，但由于彼此之间的熟悉关系，或凭借多次的交往经验可以赊账，而庄家在收到彩民的赌注后一般必须给他们开码单，上面写着该彩民本期购买的号码和金额，当然有的连码单都不写，完全靠着一种熟悉关系。在彩民中奖以后，庄家便会以最快速度一分不差的将奖金送还彩民，很少会出现中而不给或庄家出逃的现象。庄家也正是通过这种诱人的兑奖行为来树立自己的信用形象。而那些赊账的彩民即使没中奖也会遵守双方的默契将赌注交还给庄家，很少有赖帐情况发生。因为双方都知道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无法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来实现法律救济。因此只能依靠自身的信用关系来进行交易，而双方为了长期的合作也不会轻易破坏这种彼此间的信用关系。
　　同时，彼此熟悉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紧密的团体，在乡村，你的一行一动都在别人的注意之中，人们相互之间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和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剥夺了你的自由。所以当其他人在买“六合彩”时，你很难不去购买，因为如果大家都在买而你不买，那你就显得有些不正常，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你不买的自由。而这种玄而又玄的猜码技巧和信息也需要通过熟人之间的交往得以传播。可以说，乡村社会特有的熟人社会性为六合彩的迅速传播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五）国家对“六合彩”的控制与打击在主客观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
　　（1）主观方面：有些地方领导对六合彩赌博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打击、查禁“六合彩”的工作流于形式。特别是基层组织作用不大，个别村委会、村干部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给了“六合彩”赌博很大的生存空间，于是出现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局面。更令人吃惊的是，当地一些政府官员或司法人员，身为执法者却置党章国法于不顾，在利益的驱动下，竟违背自己职责，偷偷购买“六合彩”。笔者去年暑假在当地某基层法院实习时亲目睹此怪现象，每逢开码之日竟有不少司法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公然讨论“买码”，其讨论之认真仔细及其辩论程度之激烈远胜于对案件的分析，不禁令人愕然，这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的两面性不免让群众会怀疑抓捕活动的正当性与严肃性，难以令人心服。更有甚者，一些执法人员与“六合彩”庄家相勾结，为“六合彩”犯罪活动“保驾护航”。
　　同时目前在实际打击“六合彩”违法活动中，在某些地方已形成一种“潜规则”，即只要是因参与六合彩一旦被抓即是罚款了事，并且罚多少由执行机关根据其情节予以罚款，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双方可以讨价还价，而在关于罚多少的问题上一个关键问题还得看你是否有“关系”或你的社会活动能力高低。某些基层派出所派出所在这套“潜规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派出机关置国法于不顾，私自要价处罚并与当事人讨价还价，所罚金额多数并未入帐上缴财政，而大多中饱私囊，流进自己口袋。某些警察还充分利用其职权性强行勒索之能事，作者走访了不少“彩民”，均对“人民卫士”的行为苦不堪言，当然在惧怕其“执法”之外更惧怕其一些扰民行为，笔者记录了一个例子：某所长一日对辖区内一小庄家说我向你买一千元的“一定要中”的“特码”，当晚“开码”后，该小庄家迫于该所长权威，如数将该所长所“猜中”的彩金如数上门奉还，当然不管该所长是否猜中。如此一来以致在某些地区人民公安的威信扫地，干群关系十分紧张。
　　（2）客观方面：当然上述现象只是个别现象，总体上来说，国家和政府对六合彩犯罪活动还是高度重视的，也采取过相当措施来加以控制，但在客观上的却存在不少制约因素。
　　首先由于乡村地区一般比较偏僻分散，而政府管辖的范围比较广阔，因此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就相对薄弱，而彩民之间因买彩而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当出现抓捕行动，彩民会互通情况，相互掩盖，规避制裁。
　　其次，对“六合彩”的调查取证难度大，由于六合彩上下线庄家之间采取单线联系，活动隐秘且上线庄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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