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苦的神圣职责。国家又不允许私刑之存在，不允许公民进行私力救济，其没有尽到防范并打击犯罪的义务，无辜公民因而遭到犯罪侵害蒙受损失，又不能通过公力救济的渠道从罪犯处获得适当赔偿时，国家自然应当对其损失给予赔偿。否则，国家与公民间的权利义务便处于失衡状态，国家也违背了自己的契约义务。
　　3、公共福利的要求
　　正义还有这样一种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公共福利相一致。[8]公共福利的法律定义乃是一个特定社会在个人权利范围内接受法律调整的状况，反过来讲，如果这些权利遭到侵犯，那么这些法律就必须对他们进行保护的状况。[9]边沁指出：公共福利不能等同于个人愿望和个人要求的总合，而是构成此共同体的众多成员的利益总合.[10]一个社会在面对因形式机会与实际机会脱节而导致的问题时，会采取这样一种方法，即以确保基本需要的平等去补充基本权利的平等；[11]而这可能需要赋予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以应对生活急需状况的特权。社会福利由社会成员共同创造,国家负有增进社会公共福利和确保公民基本需要平等的职责，某些社会成员的人身无辜遭到犯罪侵害时,国家理应运用社会福利机制予以救济，应当在个人权利与社会福利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张力。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之后,由于身体受到损害或财产受到损失,实际上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有的甚至成为社会的底层，法律就必须对他们进行保护，公共福利救济程序应当及时启动,通过给予被害人补偿的形式予以援助，使其尽快摆脱不利境地。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权的本土架构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话语体系及环境下，如何架构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制度，如何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需要我们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我们不能仅仅从逻辑上提出一些看起来很美的制度，而不加以法律的实证分析与考量，中国现代化法治不可能是一套精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12]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可欲的结果，要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法治，要注意到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中国当代人的社会实践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各种知识谱系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我国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及矫正也需要认真研究我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加以完善，要构架出一种新的良好的被害人权利矫正范式。
　　考虑我国的本土状况，应立足国情量力而行，给予每一个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显然无法实现。应当确立以下原则：公平正义原则、损害和补偿均衡原则、赔偿为主补偿为辅原则。首先是资金的建立，专项国家赔偿基金的筹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可以考虑通过国家税收、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罚没收入、罪犯收缴的罚金等多种渠道建立，主要来源渠道可能来自于罪犯收缴的罚金和国家税收。补偿对象一般为自然人由于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原因而使其生命、身体、精神、财产受到严重侵害且无法获得赔偿或充分赔偿。补偿条件可以限定为犯罪侵害为暴力犯罪案件，被害人无明显过错、身体或精神受到重大伤害，被害人无法获得足额赔偿，被害人同司法机关合作等。
　　可以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专门的被害人补偿委员会，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基金，专款专用。补偿申请期限可以规定为2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犯罪行为侵害之日起计算。补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一般应考虑以下情形：(1)审查补偿请求报告。包括案件的详情,被害人的责任,犯罪人的责任,被害人与犯罪人可能存在的关系，被害人同司法机关的合作情况等。(2)审查医疗状况。包括伤害的部位及程度,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3)查阅有关保险方面的规定,确定被害人是否可以从保险机构取得补偿及数额。(4)调查被害人是否取得其他方面的经济援助。(5)调查被害人个人经济收入情况。(6)调查该案的刑事及附带民事诉讼结果。自受理当事人申请之日起30日内，应当作出补偿决定或驳回申请决定，决定书一经送达则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对驳回申请的决定或者补偿决定的内容不服的，可以在决定书送达后15日内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决定书的执行。专项基金具体可由同级民政部门管理，赔偿委员会抄送补偿决定书后，基金管理部门应及时支付。补偿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损失、补偿对象的生活状况、被害人过错程度、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因素，具体可以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标准来进行，以后随着经济发展逐年予以递增。
　　补偿申请不应当单一限定为刑事诉讼被告判决确定有罪后，只要被害人能够证明自己受侵害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申请国家补偿。可以考虑在被害人提出国家赔偿要求获得解决前，补偿委员会可先行向被害人提供部分应急贷款和部分费用。对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残、未成年人，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予以适当补偿而不考虑责任大小，体现人道主义。如果被害人及其家属已经从其他途径获得了补偿，国家应只补偿其不足的差额。正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所言,“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13]通过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架构以矫正被破坏了的正义,平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使其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至于因受害而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有利于防止和避免被害人逆变,从而控制社会犯罪总量，建立起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和稳定的预期,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衡平,
　　
　　参考书目：
　　[1]榷桥隆幸.美国刑事程序中被告的作用[J].刑法杂志,29.2.
　　[2]E·博登海默[美].法理学-法哲学及其研究方法（邓正来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64.
　　[3]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英].法律、立法与自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5]大谷实[日].犯罪被害人及其补偿(黎宏译)[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2).
　　[6]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德沃金[美].法律帝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8]E·博登海默[美].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99.
　　[9]VeraBolgar:TheConceptofPublicWelfare[J].AmericanJournalofComparativeLaw1959.
　　[10]E·博登海默[美].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16.
　　[11]L.T.Hobhouse..TheElemntentsofSocialJustice[M].NewYork1992.112-115.
　　[1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9.
　　[13]皮埃尔·勒鲁.论平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2.
　　
　　作者通讯地址：上海市华东政法学院硕士02级1班收邮编：200042
　　E-MAIL：lwpjy@163.com
　　
　　本文发表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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