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他们消防局人员的话说要“移动首长”，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有保护领导人身安全的意图，但更主要的是怕领导瞎指挥，因为你在这方面是外行，很可能会处置不当。这种任职上的保障，使他们能专心担任本领域的工作，按规律的处理本部门的工作。内地的评价则是完全不同的，领导的评价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剑，领导的感观或者是喜好决定你的命运。特别是近几年特别要求“行政首长负责制”，一旦某个地区发生重大火灾或其他重在事故，特别要求行政首长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其实行政首长在现场除了说明“领导重视”并不能起到什么实质作用，但是在现场就能免责，不在现场就可能会受到上级的处分（严重时可能会撤职）。在香港就没听说过这么可笑的事。
　　二是政府对职能部门或下级部门的评价不用数字或指标来考核，“负面”的结果并不影响对工作的评价。比如，我们问香港劳工处官员，“政府以失业率或就业率考核你们的工作吗？”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内地则是重要的考核指标，就业指标压得劳动行政部门喘不过气，而且几乎每个部门都有考核指标，不管这个指标该不该由这个部门来承担。再比如，食品署官员在介绍小贩情况时，介绍无证小贩现在仍然有3400多个，我问他们这种统计对他们的工作会不会带来负面评价，他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但在内地这样的统计决不会有，或者不会报给“外人”或者领导看，他们只会统计取缔了多少无证小贩。用“指标”考核工作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比如说一个地区打击犯罪数是多了说明治安好，还是少了说明治安情况好呢？这是很难用一个数字来评价的。“指标”考核一方面说明我们评价的简单化、对下级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在指标的重压下，逼迫下级报假数字、只报成绩方面的数字，因为报负面数字则认为你工作没做好，从而导致“报喜不报忧”，这两方面的危害非常非常的大。究其实质，香港的政府对职能部门或下级部门的评价是看过程，我们则是只顾结果。
　　三是政府工作不追求绝对化、全覆盖。香港政府职能部做工作的方式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并不强求，也不强制下级、强制市民。他们的数据只是大致的情况，不要求绝对准确，在统计上比较宽松。他们的机构并不要求每个地区都有，实现全覆盖。这与他们充分尊重人权、不干涉市民社会的传统有关。比如劳工处的“展翅计划”是给未就业的青少年提供的一种培训，但是他们并未一层一层地推行到每个社区，而是只是作一下宣传，青少年主动来报名，他们则进行培训，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并不追求全覆盖，也未提出“让每一个未就业的青少年都受到培训”等类似的口号。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是如此。因为在香港根本没覆盖到每一个社区的网络，政府机构与市民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劳工处仅在全市设11个就业中心，是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角落的。并且他们的很多项工作面对居民，但并不强迫或所谓的“动员”居民去参加他们组织的计划或活动。而内地政府一方面强调实事求是，强调科学；另一方面却要求绝对化，不尊重客观规律。上级政府常常给下级政府（包括职能部门）定出客观上实现不了的指标或要求，监督却是无效率的，就导致下级政府及职能部门，而上级并不能发现或者根本不去发现或者发现了也假装不知道，导致政府管理信息的失实，严重的危害甚至是灾难性的。
　　五、对政府的监督
　　西方法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一个不受到监督的政府及其公职人员，是不可能避免腐败甚至腐朽的。香港的政府廉洁是有名的，我们在考察中也切实感到了这一点。香港政府的廉洁除了它的良好的“高薪养廉”制度以及公务员文化素质、职业操守比较良好外，主要是社会对政府的监督非常广泛而自由。否则，再高的“薪”也养不出“廉”，这也是内地很多人反对公务员加薪的主要理由。香港对政府职能部门及公职人员的监督，一方面是政府内部的监督，包括领导及上级部门的监督、公务员管理部门监督以及著名的廉政公署的监督，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政府外部的监督，包括议会的监督、司法的监督、媒体的监督、社会大众的监督。由于内部监督的有效性依赖于外部监督的有效性，所以本文侧重于论述香港政府受到的外部监督。
　　一是议会的监督。香港立法会特区的立法机关，在地区有18个区议会。立法会对政府的监督体现在几点：（1）制定、修改法律。由于香港是法治社会，对于立法会制定的法律，政府职能都能认真执行。这是议会通过立法来规制政府及其职能机构。而内地人大通过的法律法规并不能得到政府职能部门的良好执行。（2）控制公共开支。在香港，政府掌握钱袋，但支出决定权在立法会手里。没有立法会的同意，政府不能妄花一分钱。内地人大对政府预算并不严审核，最关键的是政府并不严格执行预算，并且预算外支出经常发生，并不需再经人大审批。（3）质询政府工作。立法会对其讨论某一事项，有权要求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包括行政长官）到立法接受调查和聆讯，而这种调查非常严厉，会问得你政府官员晕头转向，没有“留情面”这一说。而内地人大虽然法律上有质询权但实际基本上不行使。（4）弹劾行政长官。如果行政长官有严重违法或渎职行为而不辞职，立法会可以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弹劾案。
　　二是司法的监督。香港法律崇尚司法独立，司法人员不受行政或立法机关牵制。政府如有越权或滥用权力，任何人都可以向法院申诉。补救措施方面，控告政府的讼案与控告一般市民的讼案并无分别。由于司法独立，司法机构只对法律负责，而不是向政府负责，以维护法治及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香港的司法审查权是非常广泛，公民/公司/团体对政府所有事务不满均可提出起诉。他们都是以民事案件的形式提出起诉的，没有我们行政诉讼这种单列的概念。对政府行为的起诉，好像没有任何限制，不像我们内地限制在外部行政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政府准备要做的事项，发生不同意见并且不能协调，也可以提请法院裁决，并且不管起诉人对政府该行为有没有直接利益。在香港，我们听到这样的案件：民间组织对政府拓展署准备开展填海造陆工程不同意，就向法院提出起诉。在内地，这样的案件根本得不到法院的立案。
　　三是媒体的监督。香港适用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高级法院的判决，三百多年前法官判词已建立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一些详细的法律原则。《基本法》亦确认了言论、新闻和出版的自由。因此，香港的媒体是自由而开放，对政府任何行为都可以提出批评并且获得法律的豁免。媒体对政府官员监督更是无孔不入，不要说政府官员的不腐败行为，即使是任何一点影响职业行象的不注意的行为，也会被媒体批露，进而会受到惩罚。著名“财政司长梁锦松案”就是媒体穷追猛打的结果，他提前买车避税并没有违犯法律和纪律，只是造成某种不诚信的怀疑，最后被迫辞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据香港市民说，他本来是下一届“特首”最有力的竞争者。
　　四是市民的监督。香港市民对政府的监督更是广泛而细微的。但是这种监督的有效是建立在政府内部监督有效以及上面分析的立法、司法、媒体三种监督制度支撑之上的。除了各个政府机构设置的投诉部门会接受市民的投诉外，香港设立了廉政公署和申诉专员公署两个特别的机构，直接向特首负责，除特首之外的所有的政府部门及官员，他们都可以调查。廉政公署负责公务员廉洁与否的调查，大家了解的已很多，这里不再介绍。我这里特别介绍一下申诉专员公署，它是一个独立机构，申诉专员由行政长官委任。它的职责更侧重于对政府机关本身的监督，包括令市民对公营机构行政失当的不满得以补救、监察政府、防止滥用职权、纠正个别错误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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