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关系方面的事实很难或根本不可能举证。要查明公害的原因需要高度的科学知识和大规模的科学调查，作为普通的公众其收集证据的能力较弱，进行这种证明是极其困难的。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使公众的举证责任得到缓和，公众作为原告只要对自己主张的因果关系的盖然性举证证明就算是完成了举证。
　　环保部门或检察机关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因其特殊的身份和职责，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一是这些国家机关有权力开展调查取证活动，可通过现场检查、取样监测、证据保全等手段有效地采集证据；二是国家机关特别是环保部门拥有收集证据的技术手段和专业技术人才，可以获得充分确凿的证据。
　　——诉讼请求应包括赔偿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主要在于制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危害和获得损害赔偿。无论谁作为原告，如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的诉讼主张，应该很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获得胜诉。至于损害赔偿，则比较复杂，这类案件，受害人众多，受害情况不一，最终损害结果可能一时也难以确定，特别是对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损害目前还难以计算，还存在不少法律和技术上的障碍，但是，违法者应当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诉讼实践中，可以如北京市环保局一样提出缴纳罚金的诉讼请求，罚金的数额应高于其违法所得，以阻吓违法者，达到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目的。此外，为了鼓励环保社团组织和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对其胜诉后进行奖励，奖励金应以全额赔偿金的一定比例为限，正如国外的告发人诉讼。
　　——法院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并不违背法律的基本精神。在当前，一些法院拒绝受理环保部门、检察院或公众起诉的公益诉讼案件，理由就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国家，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和公众都是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只是范围大小有所区别而已。在我国，那些涉及到国家环境利益和公共环境利益的案件，因为没有确定的受害人作为诉讼主体而无法提起诉讼，因而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环境公益诉讼正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法院受理这类案件并不违背法律的基本精神。
　　——诉讼处分权应作限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原告起诉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私益，而是代表国家、公众为维护公益进行的诉讼，其诉讼权利不是自生的，而是国家和公众赋予的，因此原告的诉讼处分权应作限制。笔者认为,除非因证据不足，被告承认错误并已经主动补救了其侵害公益的行为，否则，原告不能撤回起诉，防止出现被告诱使迫使原告撤诉、违法行为依旧存在的现象；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明显违反法律，侵害国家环境权益或社会公共环境权益的案件不允许撤诉。在诉讼过程中，如果原告丧失法律行为能力或死亡，则按照诉讼主体资格的继承原理，任何符合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条件的机关、团体、公民均可以公共利益继受者的身份继续参加诉讼；如一审判决原告败诉，原告放弃上诉权，其他机关、团体、公民不服一审裁判的，有权提起再审申请，通过再审渠道，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
　　——不适用调解制度。合意是调解制度的核心和灵魂，调解制度在诉讼活动中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在实践当中为了达成调解结果，当事人往往要放弃一部分实体权利。但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决定了原告的“意”不是其自身的意志，而是代表国家和公众的意志，其权利和义务都是特定的，无权代表国家和公众擅自放弃、处分权利，谈不上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相互协商、彼此妥协、达成和解的问题，缺乏合意的条件和基础，调解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由人民法院直接执行。环境公益诉讼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同刑事诉讼一样，人民法院直接交付执行机关执行。同民事裁判明显不同的是，民事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愿意自动履行的，不需要由人民法院直接执行。只有义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权利人才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原告代表国家或公益提出诉讼胜诉后，基于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保护考虑，法院应直接执行，而不应由胜诉原告来申请强制执行。
　　——原告胜诉后应给予奖励。我国历来重视奖励揭发、检举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那么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法行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胜诉后，理所当然应受到奖励。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要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对完美、和谐社会生活的需要，要求司法机关惩恶扬善，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或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追求正义的勇气和胆量及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当然应受到奖励，而且应当受到重奖。不可否认，对胜诉后的公益诉讼原告予以重奖，也会促使产生为自己直接获得奖励而诉讼的动机，但即便如此，只要这种动机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就应当给予奖励和支持。这和国外的告发人诉讼制度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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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周永军：简论公益诉讼，http://www.dffy.com,200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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