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危害行为之后，他们却与其他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而可以逍遥法外，人人平等的刑法原则被破坏殆尽，更不利于那些接受刑事惩罚需要改造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2）我国民事法律规定，已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而刑法把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定在14周岁，尽管两部法律调整不同的社会关系，但具有一定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必然地具有一定的刑事行为能力，也就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西方国家一般也是两者相一致的，这是法制统一的重要体现。我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法律实践上的平等，可是如果法律本身不平等，违背了事实上的平等，或者以制度法来破坏自然法的平等性，那么越加平等地执行这样法律，离真正的平等就越远。我们的刑法制度是不是一边从立法上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方面又从立法和司法上制造着不平等呢？
　　2、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矛盾。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是行为与结果关系，实施了违法行为，必然地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犯罪与刑罚之间要相称，即刑罚强度要与犯罪的危害程度相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只有在犯罪的社会危害越大、犯罪动机越强烈、所处的刑罚也相应地更为严厉时，犯罪与刑罚之间才能达到相称，“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⑥贝氏认为，罪刑相称并不意味着罪刑相等，如果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使犯罪造成的危害性与刑罚造成的痛苦之间相等，那么，只能用刑罚的痛苦抵消犯罪带来的利益，而不能起到用刑罚阻止人们犯罪的作用，不能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即罪刑相称是指在刑罚超过犯罪一定比例的基础之上的罪刑相称。我国刑法第5条尽管作了相应的规定，但这一原则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是不能完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罪刑原则是重罪应当轻罚、轻罪可以不罚或者干脆轻罪不为罪。未成年人犯罪应该是重在预防，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在犯罪后违背刑法基本原则从轻发落，这种做法无疑给了这些未成年人蔑视法律的理由和重新实施危害社会的机会。
　　3、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矛盾。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而完整的含义应该不仅仅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它还包括另一层意思，即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为犯罪并设置相应的刑罚措施，法律不能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置之不理。可是，我国《刑法》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除了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八种犯罪之外都不以犯罪认定。这样做法从表面上看好象减少了未成年人成为犯罪人的数量，但从根本上无益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反而使他们成为“潜犯罪人”而给社会造就更多的未来犯罪人。费尔巴哈认为，强化人们对犯罪与刑罚必然联系的确信之有效途径，除对具体犯罪立即执行刑罚之外，尤为重要的是以法律预先明确规定各种犯罪及其犯罪后应受的刑罚处罚，由此，意欲犯罪者无论有何犯罪趋向，都将面临着刑罚的威吓，从而使刑罚的心理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因为人是避免不快、追求快乐、权衡利弊之下进行活动的动物，如果把刑罚作为犯罪的后果预先予以规定，实施犯罪时立即执行法律上规定的刑罚，那么人们就会把不犯罪而产生的小的不快和因受刑罚而产生大的不快，合理地加以权衡，因为为了避免大的不快抑制小的不快而不去犯罪，就有必要在法律上预先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关系。”⑦费氏在这里既道明了刑罚的必然性、刑事司法的及时性，也道明了刑法的宽泛性和明确性。与刑法现代化的“刑法轻宽、法网严密”是统一的。如果我们的法律从制定时就开始让未成年人觉得刑法对他们“很无奈”，他们就失去了对危害社会与接受惩罚的关联性的焦虑，他们从事起危害社会的行为来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三、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树立刑法权威相矛盾
　　法的权威性问题是现代国家法治化程度高低的标志性问题。在以刑法中心主义为表征的中国，法的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刑法的权威性，它成为衡量我国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标尺（这与树立宪法和其他法律的权威性并不相悖）。但是，自古以来，既便是从“七九”刑法和“九七”刑法的实质性结构分析，“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厉而不严）”⑧仍然是我国刑法的典型性状。于是，为追求“法网严密而刑不苛厉（严而不厉）”⑨的现代刑事法治标准从而欲树立刑法权威而进行的激烈批判重刑主义和主张轻刑化就成为近几年特别是新刑法出台后刑法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共同呼声。它完全符合刑法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和一元社会（政治国家）向二元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转变的现实。但是，学者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现象：尽管我国整个刑法制度体现“厉而不严”的典型特征，但就未成年人刑法制度而言，一直以来都是“不厉不严”，“九七”刑法愈加如此。严而不厉使公民对刑法产生厌恶与恐惧，这与刑法权威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但不厉不严同样让公民产生不了对刑法的亲近感和权威感。新刑法出台以后，更高的未成年人犯罪比例和更多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犯罪”现象足以说明，更何况新刑法已经把大量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犯罪人”排除在法定的犯罪人之外。犯罪与刑罚是相伴相随的，如果犯罪以后由于年龄或者其他的原因而可以不要受刑罚，那么就无疑给别人树立了一个极其不好的榜样，即在有的情况下犯罪是可以不要受刑罚处罚的，刑罚的权威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事后挽救为目的，将大量的未成年人涉财、涉暴、涉色案件以无罪不诉、有罪不诉或者暂缓起诉的方式处理，更是对刑法权威的一种破坏。“严刑峻法”是封建社会对平民实行残酷镇压的一贯手段，这样的刑法自然得不到人民的信仰和拥护，法网不严因其本身带来的不公平就不会有权威性可言。但是，如果从严刑峻法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过于轻刑化，而法网依然不严或者更加不严，同样也无从树立刑法权威。我国未成年人刑法制度就是进入了这一个误区，从而达不到保护人民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四、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刑法安抚被害人功能之间的矛盾
　　刑法对被害人的功能主要是安抚功能，即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依法补偿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被害人要求惩罚犯罪的强烈愿望和正义呼声，使其精神创伤得到抚慰，愤怒情绪得以平息，尽快从被害所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是刑法最原始的功能之一，也是刑罚之所以成为刑罚的重要特征所在。刑罚权的行使由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同态复仇”发展到由国家公权代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犯罪人实施惩罚，这本是社会进步的一件好事。然而，近现代以来对犯罪问题的认识却仅仅定性在“只是对国家公权的侵害”上，刑事法律关系也仅仅研究犯罪人与国家的关系，形成“二元结构模式”，忽视了犯罪对被害人个人权利的侵害。其实，被害人应该成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二元结构模式”只有改造成为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三元结构模式”才是正确的和科学的，真正提高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地位，加强刑法对被害人的安抚作用。⑩当前，我国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虽然在对被害人行使诉讼权利方面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包括存在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功能难以完全实现等缺陷，但从精神上基本体现了对被害人的安抚功能。但是，从新旧《刑法》比照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未成年人刑法制度在安抚被害人的刑罚功能上却是一种退步，即国家在没有对被害人做出任何新的救济补偿措施情况下，却出台了对犯罪未成年人更为轻宽的立法措施。在对待未成年犯罪人上，国家在行使了刑法“代位权”的同时却怠于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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