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结论和案件质量。
　　可见，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果表现的较为低下，它的功能发挥不全，很多制度在实施中任意性太大。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多是被当成处理案件的“工具”来对待的，在很多法院“审委会工具主义”观念极为普遍。现实中的实施效能不力和错误的观念其实都可归结于一整套机制的缺乏，具体制度不健全是审委会效能低下的制度原因。
　　（二）审委会的组织构成
　　反思审委会的组织构成，我们认为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审委会制度产生是我国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着立法、司法的水平。在立法上，法律还不够健全、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人员的水平还不够高，当事人的参诉能力不够强；加之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错综复杂，仅凭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很难把握一些重大、疑难案件。这时审委会的产生就成为必然了。由于审委会大都是由党组成员、正副院长、业务庭长，原则上讲其法律、政策水平应该较高，综合分析能力更强，将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审委会讨论，相对有利于保证案件质量。
　　然而，如果我们具体调查分析现有制度环境下，审委会组织构成是否存在问题时，我们会很“如愿”地发现很多瑕疵，例如：（1）中国各级法院里，尽管审委会是作为审判业务机构设置的，但实际上审委会委员享受的却是行政职务待遇，和他们在法院任职级别相连结，这样就从事实上降低了审委会这一机构的很多功能的发挥，尤其是其专业技术性的降低。在很多地方，审委会委员主要由院长、各分管副院长、各业务庭庭长、政治处主任、纪检委主任、研究室主任组成。（2）审委会委员“外行”现象广泛存在。审委会委员中很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如民事行政案件的分管副院长，往往只对民事行政疑难、复杂案件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刑庭庭长往往只对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较为熟悉，而对其他案件则缺乏敏锐地断案能力。当然不排除有的审委会委员一门法律都不精通。这时，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可能出现“外行委员”受“内行委员”诱导或者左右，当然更多的情况则是“外行委员”不发言，跟着附和。（3）缺乏具体的办事机构。目前，多数法院的审委会是一个组织较为松散的机构，多没有设立专门的日常办事机构，也没有专门人员负责议案的呈报纪录、整理归档以及决议的监督执行，致使审委会监督乏力，工作随意性大。有的地方法院审委会出席率较低，有的审委会委员“出勤不出力”，还有的地方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意见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这些情况的出现与审委会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密切联系。
　　（三）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诉讼公正要求通过程序的公正，最终实现结果公正，即由程序及于实体的公正，诉讼公正既是程序自身的公正，也是实体法律及实体权利义务得以正确归结的公正。（2）应该说，程序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目前，审委会的运作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审委会制度所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缺陷，这种断言主要是基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表现在它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制度或诉讼原则，也表现在它的许多工作制度主要源自于习惯，缺乏理性分析。具体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与审判公开、直接审理原则相悖。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很显然这是与审判公开原则相矛盾的。此外，审委会讨论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并不在场，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和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决。这又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相悖，对准确判断、分析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显然是不利的。（3）因为直接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立双方进行平等论证、抗辩和说服的环境，保证对立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制约和影响的机会对等，直接审理还有助于审委会委员直接运用自己的五官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促使他们减少预断和偏见。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现有审委会制度对二原则的直接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审委会的具体制度时应考虑充分体现二原则。
　　2、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代理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4）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从而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三大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
　　3、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出现“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审理者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有些地方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5）此举值得怀疑，具体理由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及），判决者则是审委会，造成审、判分离，合议庭“审而不判”，审委会则是“判而不审”、“不审而判”。有人将此种状况比喻为“看病的医生无权开处方，开处方的医生却不看病”。这类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而且会从实质上影响到审判的质量。
　　4、抵御外部压力的作用有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案件一进门，各方都托人”的情况，法官承受的外部压力的确很大，这种压力事实上在不断地给法官施压，当这种压力达到极限后，就会使其“崩溃”，从而置公平、正义于不顾，徇私枉法。所以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为法官设置一个“抗压”的机构能够帮助其抵御外部压力和诱惑，但这种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贺卫方先生认为，审委会的存在不仅不能成为抵御外部压力的屏障，相反，它完全可以成为外部压力进入法院的最便利的入境通道。我们总是想着让普通法官向干预他的人说：“这个案件是要上审判委员会的，我作不了主。”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院长们“无奈地”对试图干预他们的人说：“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具体案件如何处理我作不了主，我没有权力干涉法官办案。”（6）
　　5、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落实。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则很难追究审委会委员个人的责任。基于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并未实际裁判，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说来说应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审委会讨论案件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负责。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是往往无人负责。如果出现错案，无法追究个人责任，至多在自我批评会上，说一声“我也是有责任的”就可完事。这就使得个别执法者有徇私枉法的可乘之机。
　　6、审委会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法律规定的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目前，我国各地审委会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个案研究、案件讨论上，而在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开展宏观调查研究等方面显得极为不足。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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