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民法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本位区别了。因而由于时代的不同，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法本位观念的改变也就可以分作三个阶段。首先是义务本位阶段，其后是权利本位阶段，再后便是社会本位阶段。
　　三、    以义务为本位的传统民法文化
　　以自然经济，宗法关系。专制政体及儒家文化为主流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发达的民法及权利意识。中国古代社会民法的贫弱与权利的匮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及传统文化背景。在中国数千年古代文明中，整个社会体系排斥着民法精神，滞碍着民法的萌生和发展，从而使民族传统文化中，民法文化显得非常落后和贫弱。在此历史氛围下，传统文化将以其固有的社会传递规律和顽强的惰性印刻在中国现代法制实践的各个环节和层面，阻碍立法的创新与改革，干扰法律的操作与适用，影响法律的深层认同和社会化效果，破坏法律的应然秩序与期待价值。从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中探寻传统民法文化空缺或扭曲的根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因素：
　　（一）自然经济的决定性影响
　　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地处北半球温带、黄河、长江冲击平原的中国社会有其发展农业形成超稳定的自然经济与农业文明的客观地理环境。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可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从所谓稳定社会、安定国家的角度出发，封建统治者须把农业放在重要地位，从而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和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受到极大的压抑，国家法律制度对商人“重税赋以困辱之”。在这种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和体制下，必然导致旧中国社会中商业法律关系的相对简单化，商品经济的近乎虚无化和小农经济思想的顽固化。与此相关的民事立法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土壤条件。
　　（二）封建专制枷锁的束缚
　　民法在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的重要内容就是规制和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民事权利。民法的一切制度都是以权利为轴心建立并运转起来的，它规定了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方式，民事权利的种类，权利保护的方式，权利保护的时间限制等内容，完全是一个以权利为中心的体系。在西文中，“法”和“权利”源出一字，因而西方法产生伊始，就被视为确定权利的标志和权利的有效保障，恰似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契约”，因此获得一体遵循的效力。传统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力和观念高度发达的社会，早在青铜时代，这种情况就有了相当的发展，秦、汉以后更是有增无减，君主专制主义集权日趋加强，家国一体，融家于国以及用家族本位吞并个人本位的情形和观念可谓举世罕见。这种社会情形势必形成一切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高价值，也必然造成这种价值观的无限扩散，以致渗透到包括纯私人事务在内的一切领域。法以刑为本，均是些禁止、命令的强制性规范。可见，中国古代之法，根本与权利无缘。而且，在封建专制之下，皇帝敕令成为最高的法律渊源，君主不受法律约束，“为君主所喜之物具有法律效力”。这种法，只能是帝王权力的延伸，是执行统治意志的强暴手段。为此，以维护最高价值为目的的国法只可能是废私的公法。另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还受制于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尚“公”崇“义”思想的影响。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孟以道德准则来统帅和引导法律，以伦理价值来作为法的价值。这可以说是我国“重义轻利”价值观的典型代表。“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不仅把义利对立起来，肯定义高于利，而且认为义可以取代利。孔孟之道如此对待“利”，从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鄙视从商谋利的思想根源，形成传统的重礼轻法的观念。可见，中国的传统认识与传统社会结构，既没有提供权利的观念基础，也没有提供权利的制度基础。
　　（三）宗法制的家庭本位抹杀了作为民事主体之个人的合理存在
　　中国早期国家既不是生产工具改进、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也不是同一社会内两大集团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是由战争中氏族族长权力扩大所演变来的。其结果，既不是氏族组织先从内部瓦解，也不是国家这样一种新型组织取氏族而代之，而是出现了一种氏族与国家的混合体，一种既新且旧、虽旧而新的奇特的国家制度。在这早熟的制度中，以国家和氏族为其本位，而国家和家庭是同构的，国家不过是家族的放大。人们既盲目又被迫地服从长官，而最高的长官莫过于皇帝。皇帝握有无限制的权力，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皇帝的这种地位和权力由于“家国合一”、“君权神授”、“真龙天子”等观念的传播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在皇帝面前，所有的臣民等于零，即都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只有服从而无权力。
　　尽管古代中国的礼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区分人的贵贱上下、尊卑长幼亲疏的等级是礼的内在精神，所以君、父、夫的权力以义务为前提条件，且天经地义，必然如此。正如汉儒董仲舒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命者，其尊皆天地，虽谓受命于天亦可。”在这里，作为自在本体的“天”才是一切权利的主体，君、父、夫的权力皆是为了履行天命的义务，君父的权力是以服从天命的义务为前提的。如果他们不履行“天”所规定的义务，作为权利主体的天命将剥夺君、父、夫的权力。从上可知，在古代中国连平等权利主体这个前提都不存在，又怎么会产生具有保障权利的民法呢？所以，在宗法统治下的中国，个人权利很难成为法律终极关怀的对象。而且，宗法制度的根深蒂固，也从地域和人际网络上束缚了民法的发展。加之由宗法制度衍生出的礼的包容性调节作用和最初的法律规范往往民刑不分之事实，使得萌芽中的民事法律规范在最初阶段便被淹没在宗法制度下的礼与刑之中，失去了它独立发展的机会与可能。
　　由上面的几点分析来看，在中国古代客观社会背景下，完全压抑了个体的本体意识，自由平等意识，权利意识与争取人身和物质权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限制了社会生产、生活和商品活动的活跃与开拓，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不是一种适合民法，权利生长的土壤，中国古代民法的薄弱与权利的扭曲就成为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我国古代尽管有一些规范民事商事活动的制度性文化，但缺乏观念性的民法文化做支撑；权利是权力的衍生物，权大于法；权利是少数人的特权，民众只有义务，根本没有权利可言。
　　四、    近代民法文化的发展：权利本位的价值体现
　　由欧洲大陆法所确立的近代民法模式，其集中表现为：其一，抽象的人格。近代民法对于民事主体，仅作极抽象的规定，即规定民事主体为“人”。它是对于一切人，不分国籍、年龄、性别、职业的高度抽象的规定。当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作为商品交换主体的劳动者、消费者、大企业、中小企业等具体类型，在民法典上，被抽象为“人”这一法人格。“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见梁惠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载《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发展，中华法系受到冲击，西方现代民法体系在与清末传统礼教的混杂中，开启了中国近代民法之艰难历程。从清代末年的《大清商律》、《公司律》，以及1911年完成的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制订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诸如：《经济合同法》、《继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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