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责任”10。其实严格责任与无过失责任是有区别的。严格责任主要是英美法中采用的一个概念，近年来已被我国学者所吸收。按照普通法学者的解释，严格责任是指当被告造成了对原告的某种明显的损害，应对此损害负责。它主要考虑的是被告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当损害发生以后，如果形成了明显的责任根据和因果关系，就要确立被告的责任。但是，严格责任并不是绝对责任，并非绝对不考虑过错问题。“严格责任表面上不考虑被告造成损害是出于故意或能否通过合理的注意而避免损害，就可以确定被告的责任，实际上在这里采取了一种过错推定的办法，即从损害事实中推定被告有过错，但允许行为人通过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失、第三人的过失和自然原因造成的而减轻或免除其责任。”另一方面，“从法律性质上说，严格责任保持了法律的惩罚、教育的功能，同时也能及时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而无过失责任已丧生了惩罚和教育的功能……”。11所以严格责任是不能等同于无过失责任的。
　　除了和无过失责任的区别外，我们还有必要对严格责任原则与过错推定原则进行一番分析。所谓过错推定，是指在因果关系存在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或案件的具体需要，由审判人员推定行为人具有过错，若行为人不能提出反证推翻对其过错的推定，则应负侵权责任。12按照王利明先生的观点，过错推定有两种情形：一般过错推定和特殊过错推定。一般过错推定是指在被告能够证明他没有过错，他已尽到注意义务时，即可以推翻对其过错的推定；特殊过错推定是指被告必须证明有法定的抗辨事由的存在，才能表明自己是没有过错。据此，王利明先生认为，对于一般过错推定，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作出明文规定，而采取的是特殊过错推定，比如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122条、123条、124条、126条及127条。13我们认为，王利明先生认为的特殊过错推定实质上与严格责任并无差别。但我们认为在我国应当提倡用严格责任的提法，用以区分一般过错推定。因为在许多学者看来，所谓过错推定，指的就是一般过错推定。14而且，另一方面，我国许多学者认为产品责任法实行的是无过失责任，根据就在于他们将王利明认为的特殊过错推定中的法定抗辩事由理解为无过失责任区分于一般过错推定的特征。虽然本文并不赞同这种理解，但是为了平衡二者之间的差距，我们提倡应当用“严格责任”的提法替代“特殊过错推定”的提法。
　　英国学者认为，严格责任，是指一种比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应负责的一般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责任标准。15在严格责任里，仍有一些有限的对责任的抗辩理由可以援引，但当事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不能作为抗辩的理由。被告方想要抗辩成功，必须证明有法定的抗辩事由的存在才能被免责。也就是说，严格责任是比过错推定责任要求更高注意义务的责任。这些注意义务是由法律来规定的。被告即使能够证明了自己已经尽到了一般的注意义务还不能免责，还必须证明法律规定的事由的存在。从立法技术来看，“各国立法例多承认行为人得提出特定抗辨或免责事由”。在产品责任法来讲，这些免责事由就是《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2款规定的三个事由，以及在《民法通则》第132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损害完全是因受害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应由自己负责。”当然，前面我们已经有过阐述，对于后面这两个规定中的受害人的过错，必须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如果是一般的过失，也是不能构成被告方的免责条件的。综合来讲，在严格责任归责中，生产者必须证明下列情形之一才能免责：1，未将产品投入流通；2，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3，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4，受害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
　　实际上，上述四种情形的内涵就是认为行为人没有过错。第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就证明了造成受害人损害的产品不是该生产者的，则该生产者没有过错；16第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则证明了产品在投入流通领域前是没有缺陷的，而在此后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损害，当然不可归责于生产者；第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这是当时现有的科技水平所造成的，不是人为的限制或缺陷，法律不应对之进行非难；第四，受害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即使采取了更高度的预防措施也不能避免，这就不能对生产者进行制裁了。
　　我们还可以结合法律功能来分析为什么说我国产品责任法实行的是严格责任而不是无过失责任。我们认为我国产品责任法对于行为人的责任规定是制裁性质而不是对受害人进行补偿的性质。因为如果是补偿的话，则，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受害人受到了产品的损伤，生产者除了成功地证明了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行为引起的以外，就应当进行补偿，而不是只有在生产者不能举证免责时才进行赔偿；实质上，令生产者在无法举证免责时承担赔偿责任，和前文分析的精神一致，就是从这一点上推定生产者的过错。另一方面，在实行补偿制度的情况下，生产者就应当得到因其补偿而付出的损失的弥补，或者说，实行补偿制度应当是在能够使损失社会承担化的条件下，这样生产者才得以弥补因补偿而付出的损失。否则，生产者本身没有过错却令其利益减损，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精神的。而在这一点上，我国产品责任法并没有实行损失社会化的制度（比如强制生产者进行责任保险），所以我们认为我国产品责任法对生产者的责任规定是制裁性质的。另一方面，制裁是一种非难行为，它应该是对行为人的过错而进行。上面我们已然分析了产品侵权具有过错，那么，产品侵权责任就应该是制裁性质的责任了。综上看来，产品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而不是无过失原则。
　　通过对以上四种归责原则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关于产品责任的归责，实行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它既能保持了法律的惩罚、教育的功能，同时也能及时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
　　四、对新证据规定关于产品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解
　　以上我们已经分析，我国产品侵权责任实行的是严格责任原则，从而，我们认为，在产品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过错应该是一个要件。从这一原则看来，其实质就是，在被告方无法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进行举证成功的情况下，如前文阐述，认为其具有过错，从而承担侵权责任。不过，作为受害人仍然要承担侵权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三个要件的证明责任；若受害人举证不能就应当承担败诉风险。对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要件则不要求受害人进行举证，而是在受害人对前面三个要件的举证成功时，先行假定责任成立；此时，行为人想要免除这个责任，则要对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若举证成功，则原先假定成立的责任不能成立；否则承担败诉风险就是行为人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行为人的举证是“主观过错”要件的否定，只不过比较特殊的是，这一否定是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如果行为人能在前面三个要件中任何一个进行否定时，法官也可以认为责任不成立了，此时也就无所谓认为被告方具有过错了。
　　据此，我们认为，对于产品侵权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实行倒置的责任构成要件是“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即由行为人就自己没有过错承担证明责任。当然，在实际诉讼中，对于受害人来讲，真正难以举证的是两个方面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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