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是一种不可小觑的破坏力量，这就对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产生了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冲击，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把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纳入计算机犯罪的主体范围。

    此外，从司法实践来看，单位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非法侵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已不鲜见。例如，1997年，北京江民新技术公司为防止盗版，在其产品“KV3LL++ ”杀毒软件中加入“逻辑锁”，致使许多计算机不能正常运行4.再如，一些企业为了达到破坏其竞争对手商业信誉的目的而侵入、破坏他人计算机网络，这样的行为时有发生。然而，根据我国刑法第30条、第 285 条、第 286条的规定，单位不能成为侵入计算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主体。因而，上述的单位危害行为又对我国刑法造成了冲击。为此，有必要将单位主体纳入计算机犯罪的规制范围。

    计算机犯罪对刑罚问题之冲击

    根据我国刑法第285条、第286条的规定，我国刑法对计算机犯罪仅规定了自由刑，未规定财产刑和资格刑，并且自由刑的法定刑较低（第 285条仅规定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286条对一般情形只规定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亦只规定5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刑罚制度在日益猖獗的计算机犯罪面前，威慑力不足，从而使刑罚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

    计算机犯罪的主体往往是掌握计算机技术的智能型犯罪人，其犯罪目的通常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或进行技术挑战。为了有效地打击、威慑和预防此类犯罪，应对现行刑法的刑种作出调整，增设以下财 产刑和资格刑：（1）罚金。立法时可以采取倍比罚金 制，即对犯罪人处以非法所得若干倍的罚金，使之真正起到惩戒和预防犯罪的双重效果。（2）没收财产。主要适用于以非法牟利为目的，情节严重的计算机 犯罪。（3）剥夺犯罪人的职业资格。例如剥夺从事与计算机相关行业的资格等。这主要适用于对计算机形成瘾癖的所谓“网虫”的犯罪人。

    计算机犯罪的显著特征就是容易成功，获利大，风险小，不易侦破，定罪困难，后果严重。根据罪责刑 相适应原则，不施重刑，难以防止和打击，只有提高法定刑幅度，才能有效地回应其挑战，防患于未然。我国台湾地区的电脑犯罪立法即体现了这种精神，例如其“刑法”第318条规定：“利用电脑或其他相关设备犯第316至 318条之罪，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316 至 318条之规定为电脑资讯犯罪，其泄露资讯因电脑的特质所造成的损害远较传统犯罪为大，所以立法明确规定加重刑罚，这种做法无疑会对遏制电脑犯罪起到较好作用。因此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调高计算机犯罪的法定刑标准，避免罪刑失衡，是我国刑法为回应计算机犯罪的冲击而应当作出的选择。

    计算机犯罪对刑事管辖权之冲击

    根据我国刑法第6条至第11条的规定，我国刑法的刑事管辖权是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其他原则。而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即领域）仅含领陆、领水、领空和拟制领土，它是一个具体的，可触及的物理空 间，其界限相对分明。然而，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或“虚拟空间”——— 赛博空间（Cyber Space）。这一空间是属于真实的物理架构“（即多种线路及多种计算机设备所连结构成的系统）的数字化空间，人们不能物理地进入这一空间，但通过各种数字化的界面，却可以进行多种多样的活动”5.这一“虚拟空间”，有学者称之为“第五空间”，并认为传统刑法的属地管辖仅包括领陆、领水、领空、 拟制领土“4个空间”，不包括“虚拟世界”的计算机 网络系统这一“第五空间”，因而对于发生在本国领域外，又非直接针对本国及其公民的“第五空间”的犯罪，以属地原则为主、其他属人、保护原则为辅的传统刑法的管辖权显然难以覆盖。例如，无国籍人某B在Z国X网站实施了通过因特网传授邪教教义并发展邪教组织的行为，访问该网站的任何人因此均可在该网站主页上读到其教义并在线入教。这样，某B的行为无疑涉嫌构成中国刑法第300条规定的有关邪教组织的犯罪。然而对于本案，中国刑法很难管辖。因为因特网域既非领陆、领水、领空，也非拟制领土，不属于上述四大领域之任一部分，本案行为及结果又不发生在我国“领域内”，加之行为人某B既不是中国公民，又不是针对特定的中国国家或公民的犯罪，因而根据中国现行刑法关于空间效力的规定，中国刑法无权管辖6.然而，此类犯罪毕竟对于我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若无权管辖又有放纵犯罪之嫌。由此可见，互联网络这一“虚拟空间”的出现，无疑对传统的刑事管辖权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此，我国和国际社会应该反思传统刑法对于网络空间管辖规定之不足，尽早地对这种冲击作出回应，构想出超前性的刑法新“领域”，将刑法的“领域”适当地扩大到该“虚拟空间”。

    计算机犯罪对刑事侦查及刑事证据制度之冲击

    计算机犯罪作为一种与高科技相伴生的犯罪，它与传统犯罪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计算机犯罪的行为人大多受过一定的教育和技术训练，具有相当高的计算机专业知识和娴熟的计算机操作技能，他们作案时多种手段并用，手法高明巧妙，作案前一般又往往经过周密的预谋和精心的策划，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体现了智能型犯罪的特点，这加大了被识别、被发现的难度。计算机犯罪，特别是网络犯罪，多数是在“虚拟空间”里进行，因而其犯罪现场已不具有传统犯罪现场的物理性和确定性，难以按照传统的方法和习惯进行现场勘查、收集证据。计算机具有强大的运算能力，犯罪分子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作案，侦查机关很难现场追踪犯罪分子，也给监控带来困难。计算机犯罪具有行为地与结果发生地、行为时与结果发生时的分离性，因而难以在现场直接抓获犯罪人。计算机犯罪的证据多存在于电磁介质（如硬盘、软盘）中，信息在其中以数字方式储存，具有隐含性，人的肉眼难以分辨，必须借助专门的计算机和软件的支持才能看到，并且电磁介质极易受到有意和无意的损伤而失去证据意义，这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出于以上因素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计算机犯罪的发现率和侦破率都是极低的，这给刑事侦查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冲击，我国的侦查机关应当加强对计算机犯罪侦查问题的研究，加强侦查人员的计算机技术培训，建立健全专门的侦查机构，组建反计算机犯罪特别警察队伍，加强国际社会计算机犯罪侦查的合作与交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计算机犯罪的侦破率。

    计算机犯罪也给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以下7种：（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在上述7种证据种类中，计算机犯罪中的电子证据——— 电磁记录，究竟属于哪一种证据？由于计算机犯罪中的证据问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其认识还不统一，对于它的法律定位，产生了“视听资料说”、“书证说”、“鉴定结论说”、“独立证据说”和“混合证据说”等不同观点7.笔者认为，计算机证据主要有3个特点：其一，是以其所存储信息的内容来证明犯罪事实；其二，其存在方式是以二进制代码的形式（即数字式形式）存储于存储介质中；其三，在感知方式上，它必须借助电子设备，且不能脱离特定的系统环境。第一个特点使计算机证据具有书证、视听资料的某些特征，但后两个特点又使它区别于所有证据种类。数字化信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以“0”或“1”两个数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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