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伦理道德而产生的愤怒。
2、行为人无法忍受被害人的虐待、侮辱、迫害。这里的侮辱、迫害、虐待行为是较为严重的行为，情节较轻的，行为人实施杀人的，不属于义愤杀人。
3、行为人为摆脱所受的虐待、侮辱、迫害而杀人。被害人的虐待、侮辱、迫害在一段时间内是连续的，行为人无法忍受而欲摆脱所受的虐待、侮辱或迫害，不得已实施了杀人行为。如果所受的虐待、侮辱或迫害已停止，行为人出于报复而杀人的，不属于义愤杀人。
义愤杀人的，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被害人实施的虐待、迫害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也是致使行为人实施杀人的诱因，因此，量刑时应充分地考虑这些因素，按“情节较轻”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例如，甲、乙二人生有一子丙，丙长大成人后，横行乡里，对甲、乙二人不尽赡养义务，而且施以打骂、冻饿等虐待行为，甲、乙二人忍气吞声，曾去派出所报案，丙被拘留十日后回到家中，变本加厉地虐待甲、乙，甲、乙二人实在无法忍受，只好商议于夜晚勒死丙，夜晚，丙酒后醋睡，甲、乙二人用绳索将丙勒死后，投案自首。后经某县人民法院以甲、乙二人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合理合法的，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是正确的判决。

三、对因被害人过错而导致的杀人按“情节较轻”处理的理论依据
从道义上讲，“害人者，终害己”，“多行不义必自毙”。因为按照传统的道德理念，凡事必有因果，善恶皆有报。在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的杀人案中，正是由于被害人恶行或不义之举首先激怒或惹恼了行为人，所以才引来了行为人“以恶制恶”的极端报复。这种道义上的平衡，可以从我们每个人在小说或影视中，当看到恶棍、贪官、反革命或刽子手被人杀死时所产生的快感中能够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实施恶行的人被杀死虽然是法律所禁止的，但是在道义上却能够得到大家一定的同情和支持；这种道义上的平衡无疑也会减轻或降低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责。所以，行为人如果杀死的是存在重大过错的被害人，在对其量刑时按“情节较轻”处理合乎情理。
从法理上讲，对他人生命的非法剥夺是最大的侵权行为。在侵权行为中，法律上也必须讲究侵权人和被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对这种利益上的平衡，我们称之为“过错相抵”，即被侵权人的过错与侵权人的过错能够进行相互抵销或抵减，通过对被侵权人与侵权人相互利益损害计算的方式平衡双方的权益救济途径和方式，从而达到公平保护各方权益的目的。在行为人激情和义愤状态下实施的杀人案中，由于被害人失去了生命，所以被害人的过错与行为人的过错显然是不能相互抵销的，所以有追究行为人杀人行为法律责任的必要。但是法律在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前提下，按照“过错相低”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忽略掉对犯罪者权益的保护。在对因激情和义愤实施杀人者进行量刑时，按照“情节较轻”处理合乎基本的“过错相抵”法律原则。
从社会防卫和功利的角度讲，对因激情或义愤实施杀人者进行量刑时，按照“情节较轻”处理，有利于教导每个社会公民对自己实施的影响或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更加理智地进行权衡。考虑到激情或义愤杀人行为属于“情节较轻”的量刑依据，每个人为避免自己成为激情或义愤杀人行为的被害人，会本能地对自己不符合社会道义的行为自觉地内敛，从而更加理智地划定自己行为的边界，尽可能地避免侵害他人事件的行为发生，有利于最大可能地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只有每个人在社会中时刻想着避免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减少引起他人激情或义愤杀人的因素产生，那么我们整个社会才会更加和谐，才会实现社会自我防卫、主动预防犯罪的社会功利目的。


总之，我们认为：对故意杀人者实施严刑峻法未必是预防犯罪的理想措施。正如古人所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相反，对杀人者采取更加符合人性或道义的刑罚，尤其是对符合激情或义愤状态条件下的杀人者实施较为轻微的刑罚，不仅可以实现劝导人们积极“向善”、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目的，而且顺应国际上刑罚朝着更加“科学化”、“轻刑化”和“人道化”方向发展的大趋势。

（作者简介：王政，系北京市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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