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危害性程度上的不同而作出轻重不同的处罚幅度。

　　第五，在起诉方式上，多数国家实行“告诉乃论”的自愿原则，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泰国、韩国等。这主要是因为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大都不直接侵害国家、社会的利益，故对犯罪人是否发动刑罚权，由受害人决定，国家不予过多干预。但直接涉及国家利益或情节比较严重的，也可由国家提起公诉。

　　三、我国刑事立法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作了规定，即“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以盗窃、引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从该条规定来看，其行为方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所列举的方式和语言表述是一致的。刑法的明确禁止，意味着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纳入了刑法调整的轨道，而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规定的一致性，更有利于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统一，使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更加完整、严谨，便于操作。然而，即便如此，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大量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罪名来看，我国刑法是把侵犯商业秘密罪作为一个具体的罪名来规定的，在此罪名之下，将各种性质、社会危害性不同的行为、不同的主体以同一层次的危害性程度平行规定在一起，承担同一个刑种或刑罚幅度。从行为来看，以盗窃的方式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与以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其危害性程度显然是不一样的；仅仅窃取而未泄露或未使用与既不法获取又泄露又使用，其社会危害性就更加不同，法律应据此规定轻重不同的刑罚。从行为主体而言，具有一定业务身份或职务身份的人员比一般人负有更大更重的信赖义务，他们无故违反信赖义务的行为除有碍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损害权利人的利益外，还对社会的信任原则危害颇大，所以，这类主体所为的侵犯行为显然比其他人更具可罚性，理应单独规定较重的刑罚。从国外的有关立法例来看，莫不有所体现。而我国刑法竟然将其并列规定在一起，如果仅仅因为追求法律统一，就舍罪刑均衡原则于不顾，就不是以刑法遏制犯罪，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放纵犯罪了。

　　第二，有关规定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主要表现于两方面：其一，关于“造成重大损失”及“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规定得不够具体。众所周知，刑法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性质，那就是补充性。所谓刑法的补充性是指，只有当一般的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合法权益时，才由刑法加以保护；或者只有当一般部门法还不足以抑制某种危害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2］。依照法律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只有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或“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时，刑法才能补充适用。由此可见，“造成重大损失”或“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是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受刑法调整的一个联结点，如果刑法对此规定不明确，则很难明确刑法调整的补充性性质；从另一方面而言，也是和罪刑法定主义相冲突的。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处以何种刑罚，必须在事前明确规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法定性和明确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明确性和处罚程度的明确性）的要求。如果法律对导致刑罚后果的条件-“造成重大损失”和“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规定不明，则公民在实施一定的行为时就不可能预测到自己的行为达到何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才会导致刑事上的责任。如果处罚这种公民不预知后果的行为，显然会妨害公民的行为自由。其二，对“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界限没作界定。究竟哪些商业秘密属于国家秘密，哪些商业秘密不属于国家秘密，无划分标准，对商业秘密的确认缺乏法定依据，这就导致定罪量刑时适用法律不统一。其实，国家秘密与商业秘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又有交叉。在二者发生交叉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行为同时符合两法条的情形，这就出现所谓的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问题，从而出现法律适用的选择。当然，立法者作出上述弹性规定可能考虑到法的稳定性，但笔者认为，如果法律明确“造成重大损失”和“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的内容，同时对“商业秘密”与“国家秘密”作出明确界定，则更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

　　第三，如前所述，刑法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性质是补充性。在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体系上，刑事立法处于辅助地位，这本身就意味着侵犯商业秘密罪属于轻微犯罪，而非严重犯罪。对于这类轻微犯罪，国外立法基本上采取了“告诉乃论”的起诉方式，意即只有被害人的告诉才处理。我国刑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为告诉才处理，则侵犯商业秘密罪属于非亲告罪，也就是说，不问受害人是否告诉，是否同意起诉，人民检察院均应提起公诉。如此规定，并无不妥，也并非外国的规定就是合理的，只要立法者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然达到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就可以了。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基本上是由受害人敦促检察院受理的，既然实际情况如此，何不直接规定为“告诉乃论”呢？这样更有利于直接保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利益；退一步说，如果受害人对他人侵权的行为不愿追究，国家又何必干预呢？当然，如果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直接涉及国家利益或情节比较严重的（须由法律作出界定），也可由国家提起公诉，如为外国刺探商业或产业秘密的行为等。

　　综合以上我国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参照和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商业秘密刑事立法，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宜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确定为一个类罪名，在此类罪名之下，根据各侵犯行为的性质具体设定为不同的个罪名。从此类犯罪行为的表现来看，主要是窃取、泄露、侵占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获取等行为，因此，刑法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之下，可设立窃取商业秘密罪、泄露商业秘密罪、侵占（注：关于“侵占”行为，加拿大刑法增加的条款草案中规定如下：“任何人欺诈性地和没有合法理由而获得、披露或使用他人商业秘密，未经他人同意而企图剥夺他人对商业秘密的控制或与商业秘密有关的经济优势，属于故意犯罪……”。参考该条规定，侵占可以界定为以欺诈、虚构或其他不合法手段对他人商业秘密的非法使用、变卖等行为。）商业秘密罪和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注：关于“不正当手段”，美国统一商业秘密法中规定：“不正当手段”是指盗窃、贿赂、违反保密义务或引诱他人违反保密义务以及用电子或其他手段从事间谍活动。就我国刑法来看，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则是指以盗窃、侵占手段以外的方式而获取。）商业秘密罪等四个罪名［3］， 并规定相应幅度的法定刑。这样更利于司法操作，有利于彻底贯彻罪刑均衡原则。

　　第二，宜明确该类犯罪的主体。从犯罪主体来看，主要是公司的雇员、具有一定业务身份的人员、具有一定职务身份的人员、其他知悉他人商业秘密的人员。主体的身份不同，其实施侵犯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也不同，在处刑上应有所不同。对此，法律应采取明示的立法方式，以切实达到规制公民行为的目的。

　　第三，关于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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