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学校教育的青少年来说，极易使其形成不健康的思想和生活态度。甚至有可能造就成为暴力犯罪的潜在后备队。

　　第二、大众传播工具管理的失范

　　大众传播工具是指多种多样不同的信息传播形式。如报刊、杂志、图书、电视、电影、广播、唱片、电脑软件等等。它具有信息的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无任何个人联系，接受面广泛，接受者成份复杂难以确定的特点。近年来，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国内文艺氛围随之活跃而管理相对松懈的矛盾日益突出，形成了国外大量的不健康的文艺作品以及国内自产的不健康的文艺作品充斥文化消费市场的现象，遍布城乡各地的雷射厅、录像厅、个体书摊，大量传播着思想不健康的武打、凶杀、抢劫等书刊和影视作品，甚至有少数地方办的传播工具也参与进来，有的地方只看经济的繁荣，甚至对传播、贩卖色情、黄色刊物等的也放任不管。其结果，使青少年群体中崇尚用武力解决纠纷、或者以武力满足自己非法需求的现象也大量出现。虽然要确切地讲出传播工具管理失范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有相当困难，但可以肯定这种管理失范向更多的人，特别是向青少年提供了可能绝对不能用别的方法看到的角色模式和生活方式，辨别是非能力低下的青少年具有了更多的机会观看到惨无人道的暴力行为以及各种破坏形式。不论其生活环境如何，青少年有了与成年人一样的，甚至只在自己家中就能够学习到的，应有尽有的暴力犯罪行为方式的机会，而深受其害走上暴力犯罪道路的并不在少数。

　　第三、经济秩序的失范

　　经济秩序即社会对商品和社会服务进行生产和分配制度化的体系。当前我国虽然处于一个全新经济秩序形成的过程中，新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已经初步形成，但是仍然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和经济利益的差别，对经济秩序实行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特别是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管理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管理人员素质比较低，良莠不齐，执法不严的现状是客观的。然而，经济变革毕竟已经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提供了使社会成员扮演各种不同的经济角色的机遇，并可以各自按照自己与他人截然不同的经验、所具有的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不同的模式使自己及其子女社会化的机会。这一过程中，有不少人依靠钻法律、政策的空子非法致富，并将自己的经验、价值观念传授于下一代。此外，由于就业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下岗人员的再就业以及原有的城镇居民的待业问题突出。事实上，大量的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如果国家承认的致富目标不可能实现，也极易造成这些人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从而产生堕落、意志消沉、精神空虚甚至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遇有适当的机会，就可能实施犯罪。正如美国学者伊恩·罗伯逊所说的：“如果一个社会一方面看重人人都过富裕生活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又拒绝使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以社会承认的方式致富，那么它就会引起偷盗、欺诈和类似的犯罪。”（注：（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47页。）而且，由于社会价值观念变化而引起的人际关系紧张，新事物出现与正误界限难以区别而引起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否定，也使金钱关系日益成为人际活动的重要联系方式。这就进一步消弱了集体意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极易使人们形成一种以注重自我需求为轴心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个人主义的感觉回过头来又进一步破坏个人对社会的忠诚和共同的价值标准、情操和信仰，从而加剧了社会经济活动中无规范状态。这种恶性循环的定势，往往导致个人为过度追求金钱和物质而置整个社会利益和公德不顾，选择非法途径去刻意攫取。近年来，由于仇视社会分配不公、寻机发泄铤而走险，由于物质利益与价值需求之间巨大差异而引起的以攫取他人财产为侵害目标的抢劫、杀人等暴力犯罪的发生，不能不说与上述原因和现象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第四、社会治安管理环节的失范

　　会治安状况与基层治安管理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目前基层治安管理体系是由派出所、社区联防、基层治保组织、调解组织等所组成的。这一基层治安体系在为群众排难解纷，防止犯罪发生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管理工作在一定社区内，一定时期内也存在着忽紧忽松的失范现象。特别是由于在基层治保单位之间还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协调配合。或者在管理环节上对具体制度的贯彻缺乏灵活性，或者试图采取制度以外的简单方法解决纠纷，这些都为暴力犯罪的发生提供了机遇。由于对群众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婚姻、恋爱矛盾导致的治安案件未及时处理和调解，有的甚至对已出现暴力危险苗头的治安案件仍相互推诿不予受理，当事人在受到挫折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在应激心理下自己动手解决，从而激化矛盾导致凶杀的案件，在故意杀人案件中都占有相当的比例。（注：曹子丹主编：《中国犯罪原因研究综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康树华主编：《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此外， 基层治安管理对存在的助长和诱发暴力犯罪的环境和地区的治安防范措施也比较薄弱，也缺乏对具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群体的分化、瓦解工作。比如在城乡结合地带、歌舞厅、车站、码头、旅馆等公共场所和繁华地区，是具有不良行为的同辈青少年经常聚集的地方，这些经常聚集的青少年极易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群体，有自己的趣味和消遣活动、价值标准，甚至有敢于蔑视社会公德、抵制社会价值标准的“英雄”。对这种群体如不注意对它的分化瓦解，经常会引起械斗和凶杀案件。

　　三、遏制暴力犯罪的法律对策

　　暴力犯罪活动虽然多具有突发、隐秘的一面，但并非不可预防。减少暴力犯罪的根本途径，有赖于社会经济、文化和国民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但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尽可能减少其发生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1.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

　　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是控制、预防暴力犯罪最基本的环节。惩罚暴力犯罪同样是为了最终达到预防暴力犯罪的目的，在这一意义上，惩罚也是预防的对策之一，这里所说的严惩，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判处死刑。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人即使应当判处死刑，也必须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采取必要的慎重态度。除极少数罪行严重到非杀不可者外，完全可以对可杀可不杀者判处长期自由刑和必要的财产刑，这是因为，“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社会根源，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发生。 ”（注：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鉴于历史上“以杀去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杀人犯罪的教训，我们在惩处暴力犯罪时，也应当重视“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武也”（注：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4卷，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25页。）的真缔。所以，这里所说的严惩，是指严格执法，使任何暴力犯罪分子都不能逃脱刑罚的严惩。

　　2.认真贯彻和执行《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和教育的协调机构，指导各级各类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纠正在学校教育环节上因正面引导不及时而引起的对社会公德、价值标准的冲击，开展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对违反《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责任人员，必须依法惩处。

　　3.尽快完善规范文化传播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文化市场。限制暴力文化的传播，依法坚持扫黄，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影响暴力犯罪个人倾向形成的消极因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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