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中直接明确规定更恰当。尤其是，对台湾地区而言，既无“基本法”加以规定，也无其他任何法律“特别规定”全国性刑法适用于它，那么依照逻辑就应适用新刑法典。但事实上能适用吗？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新刑法第5条第2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一条并无“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以外”的但书，那么依逻辑就应包括港、澳、台的船舶、飞机内的犯罪，因为港、澳、台的船舶、飞机也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流动领域”。但事实上，不能这样规定，甚至也无法这么做。既如此，在法律条文上应有明确的阐清。

　　五、关于某些条文包容性及立法技巧

　　在前文里我曾提到，新刑法典在条文安排上并不经济，有些条文显得重复累赘。如第241条第2、3、4、5款， 均系关于收买妇女儿童者又同时犯强奸、拘禁、伤害、侮辱、 出卖等罪行时数罪并罚的规定； 第318条后款关于组织偷越国（边）境者同时犯杀害、伤害、强奸、 拐卖等罪行时的数罪并罚规定。在这里我要进一步指出，这种规定，实在不符合刑法分则条文的一般特征，而象给法官开列的司法适用性解释或操作细则，是办案指南。事实上，凭着一个法官对法律的最基本理解和适用常识，不会不知道强奸重罪不应被收买人口之3 年以下有期徒刑轻罪吸收，不会不知道杀人重罪不会被组织越境之7 年以下有期徒刑轻罪吸收，不会不知道在这里不存在“牵连犯”之情形。把办案中应考虑为数罪并罚的各种情形列入刑法典分则正文，实在没有必要。

　　有些条文的包容性很成问题。例如第240 条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为什么一定要自我设限使该条的包容性减小呢？事实上，拐卖精神病人、老人甚至成年男人的事件也有发生。如曾有将内地壮年拐卖至北方小金矿、小煤窑，在工头的严密看管下从事奴隶性劳动的事件发生（注：见《南方周末》，1998年12月4日第1版。），为什么不能以一个更广的“拐卖人口罪”将这些情况概括其中呢？如依新刑法典现有规定，抢掠丁壮卖至偏远矿山奴役的情形，只可依第238条非法拘禁罪惩处， 只可判处3年以下徒刑，远不及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刑度之重（该条情形最轻者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重反而刑轻， 且放纵其“拐卖人口”之罪，显然不是立法者所欲见到的。为什么不干脆用“拐卖人口”来概括一切可能的情形呢？原刑法典的“拐卖人口罪”概念本来不错，为什么放弃？

　　又如第382、385、389条关于贪污、受贿、行贿三罪的规定， 也有问题。在前文里我曾简单说过几句，但未开展批评。这三条把贪贿罪中的“赃物”或犯罪收获物、犯罪手段仅仅限定于“财物”，实在落后于时势。看当今贪贿实例，谁都知道在“财物”之外形式繁多，不胜枚举。在我国香港，在外国，早已将有价证券、受益凭证、合同或就业机会、性服务、免除罚款或债务、免除刑罚、提供劳务等等列入贪赃罪之“财物或利益”的范畴。在我国，给领导干部送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证（常价值数万乃至数十万元）、送桑拿按摩土耳其浴长期服务优惠或免费证、送“三陪小姐”、给其子女提供就业上学或商业机会、帮助其子女亲属逃避行政处罚或刑罚……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贿赂，甚至起到了通常“财物”所不能起的作用，为什么不纳入刑法加以严禁呢？我们不这样周密规定的原因总不会是象有人传出的说法那样-担心“给领导干部造成不便”吧？

　　有些条文显然是囿于过去“经验”而与今天时势不合者。 比如第289条的“聚众打砸抢”，并无独立罪名，只是原刑法第137条的翻版。这种规定留下来，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性。原刑法该条是有鉴于“文革”期间严重“打砸抢”情形痛定思痛后订立的，可以理解。但现在，改革开放已二十年，这种现象已极少见。即使偶有出现，性质也完全不同了。在此种形势下仍保留此条，显示立法心态并未真正放眼未来。今日若仍出现类似打砸抢的现象，法官们当然知道以伤害罪、杀人罪、抢劫罪、毁坏公私财物罪分别处理之，本无疑虑，谁都知道这与文革时期的常见的打着“破四旧”、“抄家”、“打新土豪”、“革命选择”的旗号而进行的打砸抢有着天壤之别。无法时代的打砸抢与有法制时代的打砸抢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既然没有单独的“打砸抢罪”罪名，既然其情形均可依其他罪名惩处，这一条就仅仅是办案指南性质的东西，是不必进入刑法分则正文的。

　　六、关于追诉时效与行刑时效问题

　　在前文里我曾经提到，新刑法第87条实际上取消了追诉时效制度。原刑法第77条仅规定曾被公检法三机关之一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拘留）以后逃避侦查审判者不受追诉时效之限制。而现刑法则改为凡被公安、安全、检察、法院四机关之一立案或虽未立案但已被控告而应立案者，不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这实际上等于取消追诉时效。关于此点，有读者希望我再进一步说明。我们从该条规定看，犯罪人在犯罪后要想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免于刑事追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一个或几个：（1）犯罪行为极为隐密，无人发觉；（2）即使发觉也无人控告；（3）公安、安全、检察机关未曾发现或立案；（4）犯罪结果尚未显现或即使显现也不严重。实际上， 符合这些条件的案件有多少？极少极少。即使有也只能是最高法定刑不满5 年之轻罪情形：因为犯罪后果不算严重，又不知作案人是谁，受害人或自诉人又懒得告诉，司法机关也不主动过问（或是属于自诉案不应主动过问）。事实上，这样的案件大多不必论什么追诉时效，因为一般不会立案或不视为案件。稍重一点的犯罪案，均会有人告诉或告发，绝大多数为公诉罪案，司法机关会主动立案侦查。若一有告发告诉或一经立案，就不受追究时效限制，这等于说，只要视为案件者都不再受追究时效限制。这与设置追诉时效制度的初衷显然不符。

　　追诉时效制度设置初衷，我认为一在限制国家追诉权的无限期使用，二在迫使犯罪人在国家司法力量所不及时，也能被迫收敛不再犯罪（间接实现刑法的威慑目的）。取消追诉时效制度，其结果会使犯罪分子“一不做二不休”，多犯罪行以期有所“赚”；也会使受害人及公安检察机关没有行使权力的紧迫感。这些我在前文里都说过。这里需要特别补充的是：对一些并不算严重（但却已立案）的犯罪， 若该罪本刑不过3、5年，但却在犯罪人逃匿10年后仍加追究， 这并不能使人们感受到刑法打击犯罪的威力，只会使人们感到刑法惨苛非理。用古人的说法，就是“无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这也不是立法者追求的。

　　我们若与外国刑法稍作一下比较，便更能看出新刑法关于追诉时效规定的缺陷所在。泰国刑法第95条规定：“刑事被告自犯罪之日起于下列期限内未经追诉并移送法院者，追诉权因时效而消灭。”（注：《各国刑法汇编》，台湾司法通讯社1980年版，上册，第596页。）这里根本没有“不受时效限制”的规定。德国刑法第78条、瑞士刑法第73条、意大利刑法第156条至160条、奥地利刑法第95条等规定均与此相类。在国外刑法中，虽有时效中断或中止的规定，即规定一旦受逮捕、起诉、审判、追诉时效就停止计算；一旦这些程序中断（亦即犯罪人再度逃匿），追诉时效又连续或重新起算。（注：方蕾等编：《外国刑法分解汇编》（总则部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17～445页。）但这种中断或中止时效之制与我们的“一旦经告发或立案即永远不受时效限制”之制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它没有将任何曾进入立案、侦查、追诉、审判阶段（程序）的案件排除于追诉时效之外。这样的规定无疑更合于创设追诉时效制度之初旨。反观我国，新刑法典的上述规定是值得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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