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出庭作证缺乏法律义务感，往往认为不必多此一举自找麻烦，使得证人出庭作证难以落实。
    2、没有作出排除传闻证据的规定，使得书面证言可以堂而皇之地直入诉讼殿堂，导致诉讼各方没有传召证人出庭的积极性，这是目前证人出庭少的重要制度原因。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4项，法院开庭审判前应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3日以前送达”。因此，依法证人应当由法院传召。而且，为实现公正，证人应当是法院的证人而不是当事人的证人，为保证对证人出庭的强制作用，由法院根据诉讼双方的要求向证人发出出庭通知，是实行控辩举证诉讼制度的通行做法。但为落实法院的传唤，包括为证人提供必要的作证条件，诉讼双方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的主要保障条款，是法律关于排除书面证言（传闻证据）的规定。如果证人不到庭，控辩双方将难以实施其指控和辩护，尤其是公诉人，将无法支持由起诉书提出的指控。④
　　然而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却缺乏促使证人出庭的驱动力。这主要是因为刑事诉讼法未规定排除传闻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7条的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可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41条首先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下来又规定了经法院准许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几种情况，即“（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其中第四点规定的太宽泛了，太不好理解和操作了。因为一切不出庭都可以用“其他原因”来解释。因此《解释》第141条可谓缺乏规范性而仅具象征意义的条款。在这种制度下，勿须费神费力地促使证人到庭，而且在证人不出庭时检察方面还可以充分利用由侦查、检察人员庭前所获证言，防止证人当庭作证时改变证言，因此，通常有利于支持控诉。
　　3、立法上的冲突为证人不出庭作证创造了条件。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可以说是一条关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强制性规定，但是该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灵活规定”实际上又允许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这与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是相冲突的，造成了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选择性。现行立法上对证人作证行为性质的界定是矛盾的，立法上是采用的双重标准，证人作证的行为性质因调查取证主体的不同而有区别。控方在调查取证时，证人承担的是作证的义务，而辩方在调查取证时则必须经过证人同意（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时还必须经过检察院或者法院的许可），这样，愿否作证就成了证人定夺的一种权利。正是由于没有将证人出庭作证强制统一规定为义务，从而埋下了证人不出庭的隐患，为证人对抗辩护律师的出庭要求，拒绝出庭作证提供了“合法”、“正当”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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