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之实。如有的借逢年过节或领导干部出国、住院、子女上学、婚丧嫁娶之机，送超出正常度的零花钱、压岁钱、礼金，有的领导干部在收受了这些“大礼”后，还给对方一份“小礼”，以掩盖贿赂的实质；有的以奖金、信息费、咨询费、劳务费、顾问费、分红的名义，送上大额现金；有的以借贷为名，行贿受贿双方心照不宣，所谓的借，其实是有借无还；有的故意设好牌局，在打牌赌博时故意输给对方。
    二是由即时投机型向长期投资型转变。把收受贿赂与谋取利益的间隔时间拉长，即收钱后不马上办事，或者办事后不马上收钱，甚至是在职时办事，离职后再收钱，故意制造一种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的假像。还有的犯罪嫌疑人收了钱不办事，至少是不违反程序和规定办事，使得贿赂犯罪查证困难，有时甚至难以认定。
    三是钻法律空子，打擦边球。由于我国刑法规定，贿赂的对象仅限于财物。有的行受贿双方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挖空心思规避法律，如提供免费出国、免费旅游、免费劳务，提供营利机会；送给对方大件耐用商品如住房、汽车的长期使用权，而所有权仍在行贿者手中；利用对方的人性弱点，采用性贿赂。像轰动全国的远华走私案首犯赖昌星，斥巨资建立“红楼”,投地方官员所好,有许多政府要员就是在“红楼”里倒在了红楼“小姐”的石榴裙下，成为赖昌星大肆走私使用的“工具”。
    四是有的受贿人很善于包装自己，掩饰罪行。如以小掩大，平时大肆作案，在反腐败风头紧时收敛一下，或者故意做几件所谓拒礼拒贿，廉洁从政，不论亲疏远近均按章办事的“事迹”，并大肆宣扬，博取廉政之名；有的虽然已通过受贿积聚巨额家财，但公开场合总是衣食俭朴，绝不铺张露富；有的自己利用职权为他人办事，而由家人收钱，一旦案发，便以自己不知情搪塞。
    五是对贿赂所得利益的掩盖形式由直接形态向洗钱活动发展。如实行“一家两制”，一人从政，一人下海经商办企业，不论经商赚钱与否，均把受贿所得说成是经商营利；或者购买股票债券，把受贿所得说成是炒股所赚等。
    4、窝案、串案突出，跨国跨地区案件日益增多
    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国家逐渐加强了对权力的分解、监督，办一件事往往要经过许多部门和人员。为了顺利过关就要向所有关卡的人员“打点”；同样，某个接受贿赂者要给对方办成明显违规的事，也必须在机关内部上下疏通，打通各个环节，从而形成“利益共享”的默契关系。在那些主要领导大搞腐败的地方和单位，往往会带坏一个地方、单位的风气，形成“你捞我也捞”。还有，组织人事工作中的腐败行为,使那些靠行贿买得一官半职的人，也必然上行下效,利用手中之权大肆受贿、贪污。如：原沁阳市铝电集团公司总经理秦瑞歧等多人窝案串案，秦利用职务之便受贿147.3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469.2万元，被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另外，大市场的形成，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使贿赂犯罪也越来越呈现出跨地区甚至跨越边境国界的发展趋势，有的一个案子涉及数省数十个地市，有的行贿人、证人是境外人士，有的行贿地点在境外，有的则是犯罪分子将受贿所得转移到境外，或犯罪后潜逃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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