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如果说，罪体与罪责是犯罪构成的质的要件，那么，罪量就是犯罪成立的量的要件。因此，罪量具有程度性的特征。

　　二

　　数额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为常见的罪量要素。在以数额较大作为罪量要素的情况下，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就不构成犯罪。因此，数额对于犯罪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在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中，数额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一定财产的价值，因而具有可计量性。当然，刑法关于数额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数额具有以下类型：

　　（一）违法所得数额

　　违法所得数额是指通过犯罪而实际得到的非法利益的数量。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来说，都是为了牟取非法利益，而犯罪所得数额的大小正是反映了这一目的的实现程度，因而对于定罪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法中关于违法所得数额的规定，在大部分情况下规定为数额较大，这里的数额较大就是违法所得数额。例如刑法第267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个别情况下明确规定违法所得数额，例如刑法第383条规定个人贪污5千元以上的构成贪污罪。此外，违法所得数额在某些情况下不是货币数额，而是违法所得财物本身的数量。例如，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根据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关于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盗伐林木数量较大，以二至五立方米或者幼树一百至二百株为起点。无论上述规定存在何种表现形式上的差别，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违法所得数额，因而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之主观目的的实现程度和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5]

　　（二）违法经营数额

　　违法经营是指经营型经济犯罪中存在的货币和物品的数量。经济犯罪的经营数额表明经济犯罪的规模，它对于确定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具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对于定罪具有重要意义。应当说，经营型经济犯罪也必然具有违法所得数额，但立法者之所以不以违法所得数额而以违法经营数额作为犯罪成立条件，主要是考虑到在经营型经济犯罪中，由于犯罪的发展进程不同，违法所得数额往往难以确定。尤其是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营利目的未能实现，不利于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定罪，因此，刑法规定以经营数额作为犯罪成立条件。例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下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这里的销售金额，根据2001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款的规定，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这里的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实际上是指伪劣产品的货值，因而是一种经营数额。

　　（三）特定数额

　　我国刑法除了规定犯罪所得数额和犯罪经营数额以外，还规定了某些特定数额。例如刑法第158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的数额、第159条规定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数额、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的数额、第342条规定的非法占用耕地的数量、第348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等。 数额作为犯罪构成的罪量要素，对于犯罪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中，犯罪所得数额和犯罪经营数额反映了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刑法以犯罪数额的大小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

　　三

　　情节是指犯罪的情状。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情节，可以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而定罪情节又可以分为基本情节与加重或者减轻情节。前者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情节，后者是区分轻罪与重罪的情节。这里的情节是指基本情节，也就是作为罪量要素的情节。这种情节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表明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而为犯罪成立所必须的一系列主观与客观的情状。在我国刑法中，以一定的情节作为构成犯罪要件的，称为情节犯。而情节犯又可以分为纯正的情节犯与不纯正的情节犯：前者是指刑法规定以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后者是指刑法规定以一定的条件（例如造成严重后果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情节和数额有所不同，它是以综合的形式反映行为的法益程度。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情节具有以下类型：

　　（一）情节严重

　　以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成立条件，是我国刑法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形。例如刑法第216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根据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这里的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2）给专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假冒他人专利，受到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假冒他人专利的；（4）造成恶劣影响的。在上述四种情形中，既有违法所得数额、经济损失数额，又有其他情节，只要具备其中之一，就可以构成假冒专利罪，因而情节的内涵较之数额更为宽泛。[6]

　　（二）情节恶劣

　　在我国刑法中，除以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情形以外，还有以情节恶劣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情形。例如，刑法第260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里的情节恶劣与情节严重的含义大体相同，只是情节恶劣更强调伦理道德上的否定评价。我国刑法中以情节恶劣为犯罪成立条件的，主要有以下情形：（1）刑法第250条规定的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2）刑法第255条规定的打击报复会计、统计人员罪。（3）刑法第260条规定的虐待罪。（4）刑法第261条规定的遗弃罪。（5）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第1项、第2项）。（6）刑法第443条规定的虐待部属罪。（7）刑法第444条规定的遗弃伤病军人罪。（8）刑法第448条规定的虐待俘虏罪。

　　（三）特定情节

　　在我国刑法中，除情节严重和情节恶劣这样的盖然性规定以外，在某些情况下，还规定了表明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的特定情节。这些情节的特点是，它们不属于罪体的范畴，因而不需要行为人对其的主观认识。它们不决定行为的质，但决定行为的量。因而其功能类似于情节，是立法者从刑事政策出发，对于某一行为的构成犯罪的范围的一种限制。例如，我国刑法第129条规定：“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规定中的“造成严重后果”并非在本罪的犯罪结果，而是本罪构成的罪量要素。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因此它具有限制犯罪成立的功能，属于本罪的数量界限，也是罪与非罪的界限。[7] 情节作为犯罪构成的罪量要素，对于犯罪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大多是纯正的情节犯，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等盖然性的规定给司法人员留下了自由裁量的广阔空间。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除保留了纯正的情节犯以外，还增设了大量的不纯正的情节犯。不纯正的情节犯不像纯正情节犯那样概括，而是对构成犯罪的罪量要素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当然，这些现象也在刑法理论上引起了某些争议，例如，这些构成要素在犯罪构成中的归属以及这些犯罪的责任形式的确定等。对此，应当从刑法理论上加以解决。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应当严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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