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导致本可以避免的结果没有避免。例如，伤人后，由于医院抢救条件不好，或因医生态度消极，或因受害人不配合医疗而影响了抢救效果等。此种情况下，由于积极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力起果条件仍然是由第一行为人造成的，介入者只是阻止妨果条件发生作用，因而无论介入因素性质如何，都不能中断原因行为与最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

　　在研究介入或有中介因素情况下的法律因果关系时，除了主要考察前行为对后结果的产生是否起了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程度如何之外，在一定情况下，还要考虑前一行为和介入因素的社会意义的相互比较问题。根据法律精神和公正观念的要求，如果介入行为是完全正常的社会行为，甚至是有意义的行为，一般就不否定前行为与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对于伤害他人，引起医生抢救，根据伤情，需要进行带有一定危险性的手术。如果由于手术失败而导致死亡结果的产生，也应认为这种死亡结果是伤害行为引起的。因为医生的抢救完全正常，并没有不当之处，即使存在风险，这也是为社会规范所允许的。但是，如果介入因素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社会违规性，特别是在故意利用前一行为所形成的形势而进行违法犯罪时，一般就会认为中断前行为与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过，这种中断实际不是事实因果关系的中断，而是法律因果关系的中断。“第二个人为了利用第一个人所创造的形势，自愿、故意并且明知地介入与第一个人无关的行为，一般被认为免除第一个人的刑事责任”（注：哈特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英文版），第二编，第326页。）。故意的介入行为之所以具有中断法律因果关系的效力，这主要是因为人的意志决定人的行为，任何完全出于自己自由意志的故意行为，都可能引起一个新的法律关系，因而都可能在法律上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原因。

　　实践中还存在另一种现象，即前行为本身不足以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单独原因力，但是其他因素介入后，与原行为形成的原因合力，促成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某甲意图毒害某丙，即在被害人杯中放了毒药。但因对此毒药缺乏了解，导致放入杯中的剂量不足以致人死亡。恰逢此时乙也想毒杀丙，也往杯中投入不足以致死的同样剂量的同种毒药。由于两人所投毒药相加的总量达到了致死剂量，终于致丙死亡。此案中，在甲的行为与丙的死亡之间也介入了乙的行为，但实质上甲的行为本身单独不具有造成死亡的原因力，纯粹是由于乙在甲的行为的基础上又实施的独立的追加行为，造成了丙的死亡，而这一行为与甲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可以认为甲的行为与丙的死亡根本就不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当然也就不存在中断问题，应由乙独立对丙的死亡承担既遂责任。而甲只承担杀人未遂的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上述任何情况下，凡是要让行为人对最后结果承担刑事责任，都必须能确定他对这一结果的产生具有认识或认识可能。因此，这时考察介入因素的异常性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这已不属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而是已经进行刑事责任的最后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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