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价值的，并以此来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从司法实践看，司法行为不仅要接受立法者的评判，更重要的，它要接受全体国民的评判。因为法律不仅是立法者的法律，它更应当是全体国民的法律。在法治社会，法律尤其是刑法不应仅被当作国家暴力的工具，而应是公正的化身，通过形式的法律实现实体的公正是国民对于刑法的期盼。

　　刑法解释应服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当然，这种服从不是无条件的绝对服从，而是在经过。谨慎选择后作出的有条件的让步。而当我们达到了法治的最高形态，实现了法治的真正意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时，刑法的安全价值就应让位于公正价值，因为毕竟“正义是法的实质和宗旨”。只有逾越法治与人治这一历史鸿沟，实现了形式的人治与实质的法治的完美结合时，人才能是对法充满虔诚信仰，对法的精神深刻领会的人。陈兴良教授指出：“我国的刑法解释应当立足于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实践，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维护刑事立法的权威性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解释的积极作用。”因此，刑法解释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 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以刑法的价值目标为终极归宿，以积极的态度趋向于刑法的谦抑性和人道性，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之不足的功效。

　　四、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完善刑法司法解释的几点建议

　　鉴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现状，有必要在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提高对司法解释理论的认识。既要对司法解释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又要掌握限制司法解释的必要性。因此，笔者以为需要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规范刑法的司法解释，以发挥司法解释的作用，使法律得以正确应用。

　　（一） 刑法司法解释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需要树立新的刑法理念。我国1997年新刑法中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但从新刑法实施后已经出台的司法解释来看，我们感受到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倾向，即面对现行刑法条文的规定，当我们对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有疑惑、有争议时，司法解释几乎均采取有罪说，当我们对某种行为在处罚上有疑问时，司法解释几乎均作偏重的选择。它说明最高司法机关还没有从传统的刑法价值理念中转变过来，依然囿于过于强调刑法的保护功能，强调义务本位，个人权利被要求无限制地服从社会秩序的需要的理念。因此我们的刑法理念需要从根本上进行转变。[14]

　　（二） 越权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之一是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防止司法权侵入立法领域。最高司法机关虽享有刑法司法解释权，但该权力仍从属于司法权。笔者认为，立法漏洞在任何一部法律中都存在，但这种漏洞只能由立法手段解决，而不能求助于越权的司法解释，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解释”为犯罪。因此，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事司法解释的功能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界限应得到更进一步明确的划分。

　　（三） 应当建立刑事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15].司法机关在制定司法解释之前应严格遵守司法解释原则，加强对司法解释内容科学性的研究、论证，避免出台越权扩张解释，同时建立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即司法机关应将制发的司法解释及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一旦发现越权解释，应及时通知相应司法机关予以撤消或不予通过。

　　注释：

　　[1] 陈兴良主编：《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2]  例如当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感到刑法适用困难的案件，主要在经济犯罪领域（属行政犯）。以经济危害性较大的证券犯罪为例，新刑法规定了伪造、变造有价证券、股票，擅自发行股票、债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伪信息，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罪，其构成要件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情节严重”的规定，在《证券法》里找不到相应具体的标准；而在《证券法》的法律责任一章中关于“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多达16条，造成了循环求证而不得其解的局面。

　　[3]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4] 高铭喧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5] [英]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5页。转引自聂昭伟《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实施后的缺憾与弥补》第45页。

　　[6]转引自聂昭伟《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实施后的缺憾与弥补》第45页。

　　[7] 蔡墩铭，《刑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77年，第23页，转引自聂昭伟《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实施后的缺憾与弥补》第46页。

　　[8] 吴丙新，《关于罪刑法定的再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

　　[9] 林亚刚等，《刑法功能的价值评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3期。

　　[10]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11] 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视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8页。

　　[12] 张兆松，《罪刑法定原则下扩张司法解释的适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13] 黄伟明，《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解释》，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

　　[14] 王瑞君，《刑法司法解释合理性评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5]张兆松，《罪刑法定原则下扩张司法解释的适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参考书目：

　　1、陈兴良主编：《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高铭喧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樊凤林等著：《中国新刑法理论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5、李国如著：《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的刑法解释》，中国方正出版社。

　　6、刘雪梅著：《罪刑法定论》，中国方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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