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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要不要绝对服从上级？对于草案原来规定了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决定和命令”，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过程中曾引起不同看法。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过研究，建议增加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该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不得免责。”（《新京报》4月25日）
从建议的规定来看，尤其说规定了公务员对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有说“不”的权利，还不如说规定了公务员负有说“不”的义务，因为，如果公务员对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不说“不”的话，他本人将因此承担责任。这一规定对于保证公务行为的依法进行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是要求公务员说“不”的义务，而没有相应制度配套保障的话，那么，将可能是一纸空文。因为公务员同样是理性人，当他说“不”时可能受到的损失要超过其可能要受的惩罚时，他就不会说“不”。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套让公务员能说“不”，而不会轻易受损失的制度。这一制度首先是要让公务员在因为不执行上级的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受到打击报复时，能有通畅的申诉和救济的渠道，比如能向上级行政机关的人事部门申诉，人事部门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事件必须启动公正的调查程序，能认真听取双方的意见和居中作出裁决。前不久，备受关注的怀孕女公务员唐女士被商务部开除后状告商务部一案被法院裁定驳回，同时，人事部公务员司申诉控告处又只受理正式公务员的人事争议，仲裁中心则只受理事业单位人员的人事争议，唐女士作为试用一年以后才能转正的非正式公务员，到处告状无门。这种现象必须完善法加以纠正。
在公务员申诉和救济渠道上，有一个必须给予畅通的渠道是诉讼渠道。司法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救济途径，为世界各国法律所肯定。但是，在我们国家，行政诉讼却不包括公务员和其所在国家机关的人事纠纷，公务员只能通过在行政机关体制内进行申诉请求救济，而行政机关是一种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国家机关，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所作的裁决公正性令人怀疑，行政机关的决定必须得到司法的最终裁决，才能保证其公正性。因此，当公务员因为说“不”受上级的打击报复时，在用尽其他救济途径无效时，应当允许其最终向法院起诉申请救济。
不过，有些“聪明”的上级，不会在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被下级拒绝的当时，就马上对下级进行打击报复，而是日后利用各种机会对其进行打击。因此，要保证公务员说“不”的权利，还必须要制订公务员任职保障的规定，列出公务员被开除、辞退的相关法定情形，非有法定情形并经法定程序，公务员不受任意开除、辞退以及其他处分。让公务员在说“不”的当时和今后，上级也无法伺机打击报复。
因此，要想让公务员真正对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敢于说“不”，就不能仅仅在公务员头上悬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使其害怕不敢不说“不”，更要让其让公务员在说“不”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