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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规范化探索

杨海峰


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重要内容，能否规范、科学地行使这项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直接关系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和刑罚功能的具体实现。然而长期以来，理论与实践部门都比较偏重对违法犯罪行为性质的研究，即对于确定某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何种犯罪非常重视，而对某个犯罪的量刑的重视程度则明显不如前者。刑罚的本质特征是对被告人的财产、资格、自由乃至生命的限制或剥夺，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法律惩罚措施，因此刑罚权的行使被喻为生杀予夺之权，如果不能规范适当地裁量刑罚，不仅直接关系到被告人权益是否得到保障，而且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秩序的保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值得欣慰的是，理论与实践部门已经对于刑罚的正确规范适用和价值取向等问题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笔者拟结合审判实践谈一些量刑规范化的司法实践问题。
一、不规范量刑活动的表现与危害
提倡规范化量刑，就是希望量刑活动坚持以合法、合理、公正作为刑罚权运用的考量标准，按照理性的、逻辑的思考方法，对个案被告人作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所判刑罚是否执行的决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一些量刑活动的不规范操作，造成裁判结果有失公正、公平的量刑偏差、量刑失衡和罪罚不相称的现象，这无疑对司法权威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实践中的量刑活动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
(1)错误判刑，即对于无罪的人判刑。这类现象是由于审判人员主观上的原因，对被告人被控行为错误定性，即对没有实施过犯罪的被告人错判其是犯罪行为人，或者是将被告人的一般违法行为判定为犯罪，对这类人判处刑罚当然属于严重不规范的适用刑罚。
(2)由于对裁断刑罚适当的标准理解上的分歧，实践中存在量刑轻重失当，即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现象。具体表现为量刑畸轻畸重和严重的偏轻偏重，这类现象有的是因为对被告人定罪没有把握好，重罪错定轻罪，或轻罪错定重罪，必然导致罚不当罪；有的是因为对案件的事实、情节、性质，尤其是其中影响量刑的从重、从轻情节存在片面理解，对刑罚裁断中的自由裁量幅度片面理解，从而导致所判刑罚忽轻忽重。
(3)由于量刑活动的实践标准缺少连贯性和普遍性，造成量刑活动时空上的不均衡。由于刑事审判队伍不稳定，一线法官较难形成稳定成熟的刑事审判思维方式，因而造成在不同的法院就有不同量刑价值标准，有的甚至是同一法院前后不同时期或不同审判人员之间也难以保持相对统一的量刑价值标准。
(4)审判人员在刑罚裁量的方法上规范化程度低，量刑活动存在主观随意性和偶然性。实践中大多数刑事法官依赖自己审判经验决定刑罚的适用，缺少较为科学的定量分析，有的还可能存在情绪化的量刑。对于适用缓刑、管制或免予刑事处罚等轻刑的标准也不够严格统一，有时一味求重忽视轻型的运用，有时又一味求轻，对性质、情节较重的案件判处缓刑、管制甚至免予处罚，这些都影响了刑罚应有功能的实现。
不规范量刑现象的存在，对于刑事审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产生了较大的危害：一是不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刑罚的运用不仅对犯罪分子定罪判刑的惩罚功能，对被害人及亲属的安抚功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保障功能，而着重应体现教育和预防功能，即要从维护国家、社会公共秩序出发，通过对犯罪人判处刑罚，使之通过服刑到改造，将来不再犯罪，并使社会上不稳定分子感到犯了罪会被判处刑罚，从而受到震慑不敢犯罪。这些目的的实现必须以刑罚运用是合法、公正、合理为前提，如果不能以这样标准去裁量刑罚，使不该判刑或不该判重刑的，无辜被判刑或被判重刑，使得刑罚运用丧失了合法性、合理性的内涵，被判刑人就会感到冤枉、不公平，根本就不会认罪服判，更谈不上改造。在我们审判实践中不乏这类案例，因为看到他人或自己受到不是十分适当的判刑，因而产生仇恨社会的心理，继而用实施更严重的犯罪为手段来报复社会。相反，对于该重判的却被判轻刑，受刑人感到因
犯罪得到的多而失去的少，就不会消除他的犯罪思想，对于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也会因这种案例而受到犯罪诱惑，犯罪欲望更加膨胀，刑罚威慑功能也必然大打折扣。二是损害司法公正的形象。司法公正是法院审判工作的灵魂，也是人民群众的期望。如果刑罚运用不能实现合法、公正、合理的价值标准，就会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也会被一些人利用、将刑罚的不规范运用与司法腐败挂上钩，从而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下降，损害刑事审判权威的恶劣的后果。
二、影响规范量刑活动的主要因素
1、由于客观原因的影响，致使刑罚裁量缺乏适当性和规范性。一是法律规定的粗疏，有的条款规定弹性很大，如有的法条对法定刑存在多个刑种或者一个刑种刑罚跨度很大，有的对犯罪情节规定内容模糊，缺乏细密化，使审判人员难以把握。二是由于存在大量的种类繁多但缺乏统一性的案例解释，这些解释客观上成为一些审判人员的审判指南，使得他们懒得再去考察刑法与案件的密切结合点，只要存在一点或者几点联系就照葫芦画瓢，往往造成以偏概全、以点概面。三是社会舆论的干扰。当一个案件发生之后，由于媒体的介入，有可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影响或者干扰正常的审判工作。四是案外人员的人为影响。宪法赋予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地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实中，各种案外人员的范围很广，其身份和影响力各异，他们会从不同的渠道或以不同的名义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施加一定影响。这些人为因素的作用，无疑会对审判人员规范化量刑产生不恰当的影响。
2、由于审判人员的自身原因，对刑罚裁量的适当性规范性产生负面影响。刑罚适用的价值与刑罚权行使者的司法观念、业务素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的审判人员在刑罚适用指导思想上存在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观念：(1)重定罪轻量刑，许多审判人员认为审判刑事案件的核心任务是查清案件事实，保证案件证据确凿，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准确，这是法律适用正确的主要体现，至于对被告人的量刑则重视不够，认为只要基本上过得去，重一点轻一点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在法定刑幅度内就不好说不是罪刑相适应。(2)宁轻勿重。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刑止奸、以刑去刑”的思想观念的惯性影响力，使我们的审判人员也往往不能摆脱其影响，尤其表现在接连不断的开展“严打”以及各项专项行动，更加重了审判人员对于一些犯罪强调适用重刑，认为重是方法问题，轻是立场问题，有时一审法官会出于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一审时对被告人判重了，被告人上诉后被从轻改判，就可以免除自己对被告人轻判以及打击不力的嫌疑。而且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刑罚适用往往也是关注是否判轻了，他们认为如果判重了，被告人自然会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也会监督，因此一般不在抗诉监督的范围内。(3)重国家公权的维护，轻被告人人权保障。我国一直存在强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重，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要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对个人的权益相对不够重视的传统，片面强调刑罚惩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对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和有罪的人不受非法追究的刑法保障功能关注不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必然影响审判人员不能够严格按照规范化的量刑标准去考虑裁量刑罚。(4)一些审判人员的素质对量刑规范化存在一定的影响。由于我国的法官行政化制度模式，而且对于法官的任职、续职培训不健全不完善，审判人员如果不能自觉地跟踪学习，再被繁忙的审判工作所累，仅凭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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