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犯罪的界限，不要把农民因不知法、不懂法私藏并非用于作案的少量土枪和爆炸物品作为犯罪处理，无端扩大打击面。

注释：
【1】即“过失”之意，见《说文解字》；
【2】见南朝齐•丘迟《与陈伯之书》“恶积祸盈”和《元曲选•无名氏<渔樵记>第二折》“恶叉白赖”；
【3】见《史记.货殖列传序》“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
【4】见《说文解字》“力，筋也”和《汉书.灌婴传》“战疾力”；
【5】见《美国传统辞典》；
【6】李旭、汪力《地方恶势力犯罪的若干问题探析》，载于《现代法学》1998年第1期；
【7】黄太云、滕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P427；
【8】～【11】的数据和案例，转引自康树华、石芳《透视“黑恶势力”》，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2期；
【12】贝卡利亚《论犯罪和刑罚》,西南政法学院编印P55；
【13】边沁《立法原理》，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P69；
【14】同【12】P43；
【15】“两个基本”最初由彭真同志1980年2月1日在广东省和广州市公检法的工作报告上提出；1981年5月彭真同志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再次提出该观点。随后，该观点在1983年以来党的有关文件中多有体现，成为党指导司法工作的重大刑事政策，并在“严打”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6】～【17】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穹《关于“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载于 2001年7月23日大众网；
【18】赵秉志《对“严打”中几个法律关系的思考》，载于《人民检察》2001年第9期；
【19】储怀植《严打斗争是对青少年的重要保护》，载于《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