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上促进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同时也说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是合适、科学的；反之，则说明现行的死刑政策是失败、无效的，必须予以调整。而现实情况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严惩决定”为契机，我们从1983年开始的“严打”斗争，除在第二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犯罪率有所下降外，以后各年的犯罪率尤其是重大恶性暴力犯罪逐年上升。这从一个方面说明，降低犯罪率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重刑包括死刑并未遏制住连年高涨的犯罪率，社会治安形势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强化死刑、扩大死刑”的思想必须加以改变，现行刑法所表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也应予以调整。
　　（二）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上，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死刑都很多，唯有初唐之时刑罚相对轻缓，但唐初社会发展、国力强大，盛唐之时，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也不过数十人。与之相比，其它诸朝历代虽然死刑执行较多，但社会治安均难以与唐朝相比，犯罪现象远较唐朝时为严重。而我们在建国以后直至七十年代末的几十年间，法制很不健全，甚至没有一部完备的刑法典。然而，除去“十年浩劫”以外，我国的死刑适用并不多，犯罪率一直很低，社会治安也一直很好。而到八十年代初，我们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律体系相对完备，社会治安反而恶化，犯罪率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率反而上升。尤其是83年“严打”以后，立法上增加了死刑罪名，司法上扩展了死刑适用，但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这说明，强化死刑、扩张死刑的司法效果并不尽人意。虽然97刑法对死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但限制的程度仍然不够，死刑的绝对数量仍然较多，限制死刑的政策也未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
　　（三）从死刑立法现状看，我国的死刑罪数和死刑覆盖范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1）死罪数量多。现行刑法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犯罪；（2）死罪的范围广。死刑罪名覆盖了除渎职罪一章外的其余九章之中，仅就数量而言，其覆盖面达90%；（3）死刑的增长快而减少慢。79刑法只用15个条文规定了28种死罪，补充刑事立法在十几年的时间中新增死罪49种，增长了2倍还强。刑法修订之前，平均每年增加2个死刑条款和3种死刑罪名，现行刑法也只是比修订前的刑事立法减少了几个死罪。与此相适应，司法实践中被判处和执行死刑的人数日益增多。据介绍，1998年在全世界已知的37个国家中共有1625人被执行死刑，其中在中国大陆被执行的就有1067人，约占66％，达一半还多。[13]这种现状恐怕急待改变。
　　（四）就国际趋势而言，扩大死刑、强化死刑毕竟系少数国家在少数历史时期所为，限制乃至废止死刑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采纳并日渐扩大。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6月1日，对所有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75个，对普通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有14个，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20个，这样，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为达109个，而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仅有86个。[14]同时，一些国际组织也在极力谋求废止死刑至少将死刑予以严格限制，联合国于1989年12月15日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二选择议定书》即《死刑废止公约》业已生效，且措词严厉。该议定书明确规定：“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其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本议定书不接受任何保留，唯在批准或加入时可提出这样一项保留：即规定在战时可对在战时犯下最严重军事性罪行被判罪的人适用死刑。[15]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常常用死刑问题来对死刑执行较多的国家横加指责，甚至不惜干涉别国内政。而执行死刑较多的国家对此似乎并未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我国似乎也对此并未曾进行过据理力争，从而使我国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有时处于被动局面。况且，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死刑不引渡已成为一项国际惯例，[16]并在实践中导致一些按照我国刑法应当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不能被引渡回国接受制裁。因此，减少并限制死刑，已成为我国与国际接轨、顺应国际潮流的必然选择。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对我国的死刑政策，必须予以深刻反省，从感性冲动回到理性思维中来，由79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注重死刑、扩张死刑、强化死刑和现行刑法所体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回到我们应当一贯奉行的完全的、彻底的、充分的“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上来。实际上，对我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就曾尖锐地指出：“对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可以按刑法规定判处死刑？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17]这似乎是要多适用死刑、重用死刑，但他同时又一再告诫人们尤其是我们的政法工作人员：“杀人要慎重。”[18]可见，小平同志尽管主张对严重经济犯罪注重适用死刑，但这也只是从局部、从个别而言注重适用死刑，而且，这一“注重”也只是相对于我们在五十年代的执行死刑人数而言的。他所说的“多杀”，也只是相对于五十年代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么两个人的历史事实而言的，并不意味着要大量增加死刑的适用。而且，他在指出对某些严重犯罪判处死刑时，一再强调要“依法”判处，也就是说，死刑的适用必须符合刑法总则与分则以及特别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的犯罪，才能适用死刑，而不能把并非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拔高适用死刑。[19]应当说，从总体上讲，小平同志还是坚持主张“少杀、慎杀”政策的，受小平同志“杀人要慎重”这一思想所指导，我们当然要坚持一贯奉行的“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而且，小平同志还指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20]重温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预防犯罪包括严重犯罪，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重刑、增加死刑。
　　(作者简介：（1966年—），男，河南商水县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
　　[1],现代死刑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1).
　　[2]当时主持刑法修订工作的王汉斌同志于1997年3月6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有的同志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多，主张减少，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
　　[3]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0.
　　[4]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70.
　　[5]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M].上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27.
　　[6]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3.
　　[7]RogerHood,世界の死刑[M].辻本义男译.日本国成文堂,1990.20.
　　[8]赵秉志,刑法改革与人权保障[J].法制日报,1998,9,5.(7).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罪行极其严重”其实就是“罪大恶极”，只不过强调死刑适用对象罪行的极其严重性，既然“罪大恶极”一词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俗语，这一改动并不妥当。况且，死刑的控制也不是改变一个法律词汇所能解决的问题，详请参见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40.
　　[9]按说，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而《人民法院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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