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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该条是对妨害公务罪的规定，其主要内容，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已有规定，经过修改补充后纳入新刑法，主要的修改补充是，考虑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过宽，将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修改限制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该条罪名似乎并未得到充分落实，且看以下案例。
　　2002年5月10日，王某驾驶汽车通过一公路收费站时未交通行费，被该收费站的稽查人员将车拦住，王某掏钱给稽查人员要其代为交费(一般情况下，都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主动收费)，稽查人员让王某自己下车交费，由此发生口角，继而发生争斗，后稽查人员将王某扭送至收费站值班室，交给公安机关处理。2002年5月25日，当地检察院对王某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批准逮捕。
　　上述案例中的公路收费站隶属于公路局，而公路局则是事业单位，并非国家机关，因此，收费站的稽查人员显然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对王某以妨害公务罪定罪。那么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作出的一个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高检发释字［2000］2号”。该批复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将该司法解释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稍加比较，不难发现，其已经超越了刑法规定，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扩大了，这显然是有违立法本意的。尽管该司法解释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和“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国家机关中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作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一时期内极大地保障了行政执法活动的正常进行，较好地保护了执行公务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该条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实行这个原则需要做到一是不溯及既往，二是不搞类推，三是对各种犯罪及其处罚必须明确、具体，四是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五是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法律。因此，司法解释不能任意对法律进行扩大解释，或者作出与法律相抵触的解释。而该批复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法律规定，显然不妥。
　　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中央及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其依法执行公务是代表国家机关以所在国家机关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故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其依法执行公务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国家的权力不可能全部由国家机关来执行，很多情况下需要非国家机关通过法律法规授权来行使某些职权，比如律师协会、医师协会、企事业单位等，由它们来执行某些职权比国家机关可能要便利一些、容易执行一些，因为它们直接接触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它们毕竟与国家机关无法相比，其具体执行事务的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无法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比，老百姓不会认为他们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便他们是在执行公务。如果他们态度粗暴，老百姓便会与其发生争吵、顶撞，这是在所难免的。若将这些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妨害公务罪的保护对象，那势必有可能会助长其粗暴执法等现象，可见此种做法弊大于利，还是不要的好。
　　总之，笔者认为妨害公务罪侵犯的对象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高检发释字［2002］2号”批复与法律相抵触，望有关部门对此予以关注，不要让我国的法制建设出现倒退的现象。
　　
　　
　　李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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