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构成犯罪。严格责任在英美刑事法中出现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日本修改后的《空气污染控制法》《水污染控制法》规定，只要排污物对公众生活或身体造成了损害，无需查明排污者的主观心理即可追究其刑责；法国在其《农业法》第434条有关水污染的犯罪规定中，就以实质犯罪或客观的实体侵害行为为事实基础，在法律上建立了客观归罪即无过失构成犯罪的立法例，对此，法国行政机关倾向于认为只要有客观上的污染事实，就应构成刑法上处罚对象，但法国立法界则认为犯罪行为构成虽不要求故意，但应有轻率、疏忽和违反法令的过失行为。因此，法国实务上一般趋向于至少有起码程度的过失，但如法律有特别规定，则仍依客观责任处罚之。3泰国的《提高和保护环境质量法》中规定，如果污染物造成了人的死亡，身体、公私财产的损害，无论排污者出于何种动机和心态，都应承担责任。国外严格责任的著名判例有英国法院审理的“赖兰诉弗莱彻案”，（本案案情为制纸工厂由于废水过滤设备阻塞，以致废水溢入河流，排放超过管制标准，造成污染的犯罪行为。）在此案中，法院采取了严格责任，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识并非构成环境犯罪的条件，工厂不得主张以欠缺知情或非故意而逃避刑事责任。
　　在国内，有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在环境刑法中适用无过失责任制度。4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我国对犯罪包括环境犯罪的认定仍采取罪过原则，即以故意或过失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并未确立无过失责任制度。目前，我国理论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主张在我国环境犯罪中引用无罪过原则，其根据有：首先，环境犯罪社会危害性巨大，与人民生存发展利益息息相关，现阶段环境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确立该原则有利于加大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利益，符合环境刑事立法目的即惩治、预防污染破坏环境的危险行为发生，有利于更严厉的打击犯罪分子，遏制犯罪。由于在环境犯罪的许多行为对社会有着巨大危害性，而对行为人主观形态的认定却十分困难，易使行为人主张自己无过错而逃避法律制裁。其次，督促、提醒行为主体在开发利用资源环境过程中对自己行为给予更多注意，因为无过失责任只要求产生危害结果，而不考虑主观认识，这样对于主体行为要求更加严厉，以减少环境破坏行为。最后，能够提高司法经济效能，使司法机关对环境案件的认定和审理更加快捷，减轻其压力。同时另有学者主张将无过失形态限定于对内水的污染犯罪行为或一些特殊危险行业的污染行为。理由是内水与海洋，大气等其他环境因素相比，其自身净化能力较小，易被污染且与人类生活更为直接密切相关；而危险行业环境破坏行为的危害性较之其他行业更大，为及时防治和有效惩治，应对这些行为设定无过失责任。5
　　但是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反意见，认为不应在环境犯罪中规定无过失责任，理由如下：其一，我国1997年新刑法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在总则部分以法条形式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使之成为我国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对任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而我国刑法典并未确认无过失责任，我国犯罪认定以主观故意和过失为必要条件，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可预见原因引起，不是犯罪。无罪过则无犯罪，也无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6故环境犯罪作为刑事犯罪一部分，确立本制度有悖于刑法基本原则。其二，无过失的主观形态。在环境犯罪中多存在于污染环境行为中，可以举如下的例子，如果一个地区每个企业都按合理标准正常排污，是不可能预见到该地区所有企业共同排污后果的，而且它是没有义务注意此共同排污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行为，就单个企业而言，它的排污指标、参数等都是经过有关部门测算和行政许可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适用无过失责任，单纯追究企业责任似乎过于严厉和有失公平。其三，即使将无过失责任制度限于危险行业或某些特定的污染行为，也值得商榷。这些企业对环境所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是以企业整体做出决策，企业整体的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又是由其内部代表企业的自然人构成，在企业整体意志和单位成员个人主观上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仅根据结果判定刑事责任显然过于苛刻。对于环境的保护可以是多功能、多渠道的，在环境刑法出现空白的时候，可以试图寻求其他途径，而无需强加于无过失的责任制度。7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就目前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情况以及我国国情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当前我国在环境犯罪中还不适宜规定无过失责任，也可以说条件和基础都不具备。笔者认为：首先，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走向进一步科学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刑法得以更好的实现其目的即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刑法价值追求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一个基本要求是禁止制定违宪或违背刑法基本原则的刑事法律，我国刑法在定罪中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反对客观归罪和结果责任。既然刑法把主观罪过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环境刑法领域违背这一基本原则，无过失责任制度可能有利于更好的惩治环境犯罪，有其积极作用一面，但如果以违背整个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为代价，使刑法的基石发生动摇，那么其危害性则远大于有利性，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得不偿失。其次，如在环境犯罪领域确立无过失责任，可能导致刑事司法职权的滥用，打击面过宽，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把原来以行政制裁和民事制裁为主的体系打乱。再次，一些国家在环境犯罪领域规定无过失责任，固然起到了一定好的作用，但我们不应忽视其消极影响，因对环境犯罪规定无过失责任而导致“超犯罪化”倾向已引起学者批评。正如美国学者马克*科恩指出：美国环境犯罪的超犯罪化不仅使刑法本身琐碎化，还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抑制，因为刑罚的严厉性往往使企业将工作重心从革新与发展经济转移到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以免受到犯罪指控。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在规定无过失刑事责任的国家，其立法、司法模式乃至国情与我国都有颇多不同，在规定无过失责任的同时，又有许多限制措施。如英国有“无过失辩护理由”和“第三者辩护理由”，英国在1968年《贸易种类法》种就规定了无过失辩护理由，即如果被告能够证明他触犯该法的犯罪由于认识错误、意外事件或它不能控制的其他原因，并且他曾做出了适当的努力来避免发生该项犯罪，就可以免责。“第三者辩护理由”是要求被告人不仅要证明自己没有过失，而且需要证明该违法事实是由于第三者行为或过失引起的。在美国，法院对无过失责任的限制则是“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这些限制意义十分重大，它可以减少由于对有过错的人和无过错的人都同样处以刑罚而导致的不公正。但我国并未规定相应的权利保障和限制适用机制，因此，目前环境犯罪中不宜规定无过失责任。
　　
　　三环境犯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原则
　　因果关系是犯罪客观方面的两个因素即主体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结果只有与行为之间存在这种特定的连接方式，才是构成犯罪的因素，而危害结果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况，不仅直接表明主体行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主体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应负责任的程度，因此，在犯罪构成整体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8我们知道，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与普通犯罪有着很大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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