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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南方周末》报道，2002年7月，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首先在全国建立了行贿人资料库制度。
　　　　据了解，被收进资料库的行贿人以是否在宁波市北仑区发案为准，并对行贿人保密。被收进资料库的行贿人有三类：1.因行贿罪被判刑的行贿人；2.虽未判刑，但行贿数额巨大（一般在5万元以上）；3.检察机关已掌握其行贿事实，但本人未主动交代，或拒不承认的。北仑区检察院通过资料库向社会提供“诚信咨询”。
　　
　　如果北仑区检察院仅仅为侦查办案的需要建立行贿人资料库，供内部掌握并无可厚非，但通过资料库向社会提供“诚信咨询”则令人质疑。在涉及公权与私权行使问题上，我们要始终把握一点的是，私权的行使的原则是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权行使的原则是法无规定即禁止，特别是公权行使有碍私权时更是如此，这是现代公法的基本原理。行贿固然为法不容，但即已作处理，则不能作无法律依据张扬：一是因为人一次违法犯罪不等于终身会违法犯罪；二是此种张扬必然会有损该人的信用从而导致其各种利益受损，毕竟这些人大多在商海中信用是其生命；三是如需张扬必须由一定层次的法律、法规来决定，也需一定期限，因为像警告及一定数量罚款尚需规章来决定，这种有损该人的信用较严重剥夺私权的行为当然要一定层次的法律、法规来规定，而不能由一个检察院自行决定。其次，行贿人收进资料库却对行贿人本身保密，剥夺其私权而对其保密，这也侵犯了其知情权。
　　
　　但是从应然角度来讲，这里涉及的是行贿人的隐私权与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我认为要侧重于对后者的保护。行贿行为本身是说明其信用不佳，的确应给一定的准入禁止：一来对其是某种惩罚，二来也是对相对人的保护。只是这种准入禁止应有法律明文规定，以昭法治理念，这样看来北仑区检察院的做法有一定积极意义，为立法带来信号。我们认为应先在法律上规定：一是在刑法中对行贿罪设立某种资格刑，该资格刑对准入禁止作出明确规定；二或是在单行法中具体列出曾因行贿行为处罚的在一定期间不能任职或从事某种行业，如公司法第57条就规定曾被判处贪污、贿赂等罪执行未满5年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等职务。在有了上述规定后由法律、法规赋予一定部门建立行贿人资料库向社会提供“诚信咨询”的权力，但进入资料库都应有一定时间限制如5年为限，绝不能以有罪推定思维，认为一次违法犯罪等于终身会违法犯罪（在这点上据报道北仑区检察院将行贿人资料原则上是在库中保留5年的做法倒是符合这一理念）。其次，作出准入禁止并非如有人主张的一定需针对被判处过刑罚的人，这要分为两种：如果是在刑法中对行贿罪设立某种资格刑则要由法院判决，不能由检察机关决定；如果是在单行法作出准入禁止，则因行贿被处以行政处罚或检察机关基于刑事政策考虑作出不起诉的人亦可，因为这毕竟不是判处刑罚，其严重性不能与刑罚相比，并非一定要法院来决定（如公司法第57条也对其他非刑罚处罚行为作了准入禁止），但一定要让当事人知情，一定要给当事人充分的救济机会，以昭程序正义。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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