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预防刑罚理论，存在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之分。尽管各种预防刑论之间存在差异，但整体上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根据未然之罪确定刑罚及其惩罚程度。无论刑罚对已然之罪的事后报应多么公正，都不可能改变犯罪行为已经发生这一事实，也不可能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恶害或者恢复犯罪行为发生前的原状，因而着眼于恶害程度的刑罚报应论总是被动、消极的乃至徒劳的。如果说报应刑关注的是正义，那么预防刑则关注的是功利，功利是作为评价某一行为或某一社会制度价值标准而使用的，根据功利原理，统治阶级之所以发动刑罚，是因为它所蕴涵的剥夺或限制能够造成痛苦，使之成为犯罪的阻力，实现预防犯罪产生的结果，刑罚目的如果离开预防犯罪，那么它就是盲目的，缺乏存在的正当性。具体而言，功利形（预防刑）论又分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1)特殊预防，又称个别预防，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期间内丧失再犯能力。特殊预防是针对犯罪个体实施，目的为了防止他再次犯罪，它最初是通过对犯罪人肉体残害等野蛮的惩罚与威慑来实现的，但随着刑罚人道主义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以教育矫正为基础的近代个别预防产生，其所持观点是犯罪既非犯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也不是天生固有而是不良社会环境的产物，国家不应惩罚作为社会环境牺牲品的犯罪人，而应用刑罚来教育矫正和改造他们，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使其尽快回归社会。近代以来，以教育刑和改善刑为基础的特殊预防是主流，以前的以严刑酷法为基础的特殊预防，旨在消灭犯罪人人身的理念各国统治者逐步抛弃。代表人物有李斯特、菲利等，如菲利主张针对不同的类型的犯罪人实施不同的刑罚措施，以此来达到更好的特殊预防目的，对生来犯罪人和不能改造的习惯犯罪人适用隔离处分，对可能改造的习惯犯罪人和偶然犯罪人适用治疗、矫正处分，对激情犯给予损害赔偿处分，对行刑终了仍有危险性的人和虽未犯罪但有犯罪倾向的人预先采取防卫措施。李斯特主张对机会犯以惩戒手段为主，对可能改善的情况犯应当进行矫正、治疗和感化，对不可能改善的情况犯则进行长期或终身隔离，来达到防卫社会，预防犯罪的目的。
　　（2）一般预防论，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刑罚，对社会上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潜在的犯罪人产生警戒作用，阻止他们犯罪，一般预防的核心是威吓，借助于刑罚的惩罚性对社会成员产生的一种威慑阻吓的效应。刑罚自其产生一始，就是恐怖的象征，即使在当代教育刑勃兴，刑罚的执行以教育改造为主，但其与生俱来的惩罚性，仍会在社会公众中引起巨大的影响。以贝卡里亚、费尔巴哈为代表，贝卡里亚认为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残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应当使人们认识到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即有罪必有刑罚，才能有效的预防犯罪，如果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他同时指出，刑罚的及时性问题，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公正和有益，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而避免去实施犯罪。而费尔巴哈心理强制说更为著名，他认为，人类都具有求乐避苦的本性，犯罪也是犯罪人在求乐避苦的本性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预防犯罪的根本方法，就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犯罪与刑罚，使人们知道实行犯罪后所受的惩罚与痛苦，要大于他实施犯罪所得到的快乐，这样就能够在心理上强制个人抑制自己求乐避苦本能冲动，防止犯罪行为发生。
　　在刑罚目的的报应刑与预防刑世代对立争议的同时，在其夹缝中，逐渐产生了第三种学说。即刑罚目的一体论，这是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刑罚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恶又恶报的正义要求，同时也必须是防止犯罪所必须且有效的，应当在报应刑范围内，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目的，“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一体论刑罚目的理论的经典表述[7]，其基本观点是：报应与功利都是刑罚赖以生存的根据，因此刑罚既回顾已然的犯罪，也前瞻未然的犯罪，对于已然的犯罪，刑罚以报应为目的，对于未然的犯罪，刑罚以预防为目的，在预防未然的犯罪上，刑罚的目的既包括防止犯罪人再犯的个别预防，也包括防止社会上其他人犯罪的一般预防。不同的一体论者既因主张报应与功利都不是对刑罚正当根据的完整解说，而有别于纯粹的报应论与单纯的功利论，又因相互之间在报应与功利为什么应当统一以及应该如何统一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而又形成了各种不同学说，大体上可分为“赫希模式”、“奎顿模式”、“帕克模式”等九种，在此笔者不再详细论述。
　　初步评析：通过对西方刑罚目的的报应论、功利论以及一体论的研究，可以看出，三者既是对刑罚目的本身侧重点的争论，又是针对刑罚正当化根据所形成的争论，报应刑从刑罚的正义性，目的刑从刑罚的功利性（或称有效性）分别作了不同的回答。它们都是从一个说明刑罚正当化根据，这也是受政治历史条件的影响，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个人为本位，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报应刑正是从犯罪人个人角度来说明的刑罚目的，罪责自负。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带来，国家对社会生活干预调整加强，以社会为本位的目的刑罚论兴起，主张从社会角度出发，刑罚应被用于预防犯罪，防卫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任何一种法学流派和思想的产生都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另外报应刑和功利刑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有的报应刑论者也承认刑罚的预防性，反之亦然，但当涉及到基本立场时，对立便尖锐起来。
　　由于前两种学说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因而不能很好的解决所有问题，于是刑罚目的一体论便应运而生，一体论综合了两派的学说的优点，更加科学和全面，但他们又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报应和功利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引发了新的一轮纷争。
　　三、我国关于刑罚目的学说史、争论及初步评析
　　由于刑罚目的理论的重要地位，因此我国刑法学者历来重视这一问题的探索。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刑法学界就开始了第一轮对刑罚目的比较集中的研究，虽然这一时期规模较小，1957年前后，曾先后发表了7篇关于本问题的论文，当时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1）惩罚说。认为刑罚既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惩罚是刑罚的本质属性，适用刑罚的目的就在于使犯罪分子的自由和权力受到剥夺，使他们感到压力和痛苦，只有这样，才能制止犯罪发生。2）改造说。认为我们对犯罪判处刑罚，既不是为了追求报复的目的，也不是将惩罚作为目的，而是通过对犯罪分子惩罚这种手段，达到改造犯罪人，使其重新作人目的。3）预防说。认为刑罚固然具有惩罚属性，但是适用刑罚惩罚犯罪人，使其受到痛苦并不是我们目的，而应该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8]。文革时期，各种学术研究遭到破坏，发展缓慢。文革结束后，对刑罚目的的研究又开始更加深入的探讨，大量的的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其中不乏精品力作，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并展开了两次大的争论，一是关于刑罚目的的层次论与预防论之争，一是关于刑罚是否具有惩罚目的之争。出现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极大的推动了我国对刑罚目的理论的深入发展，归纳起来，主要学术观点有：一是教育改造说，认为刑罚目的是教育改造犯罪人，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决定的，同时，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应绝对排斥旧时代的报应、威吓观念，惩罚只是手段，刑罚目的只能是通过惩罚和制裁犯罪人来教育改造他们，二是惩罚改造说，认为刑罚具有教育改造犯罪人的目的，同时又具有惩罚犯罪人的目的，因为对少数犯罪人适用刑罚不能不部分的以惩罚和报复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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