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Luhmann 1990， S. 203）反之，Willke则主张，藉由自主的各次系统相互的自我拘束与自我限制，可以形成一个整体─一个新的衍生性现实（emergente Realitaet），这样的整体，就是由协商系统与不可或缺的、论述地构成的、解决问题的层级结构所形成的关联网络。（Willke 1992， S. 349）然而社会系统作为自我再制的封闭系统，却不可能超越其系统边界而直接干预其它系统的操作；换言之，因为自我再制系统具有操作封闭性，所以彼此之间直接的因果作用关系，原则上就被排除了。所以社会系统之间，无法基于特定的意向相互决定，基于行动理论的概念─有企图的影响，所发展的调控理论，这时就可能与自我再制系统理论发生矛盾。

    注释：

　　1.一般系统理论（Allgemeine Systemtheorie）依其发展，可分成两阶段：开放系统理论（Theorie der offenen Systemen ）以及自我再制系统理论（Theorie der autopoietischen Systemen），关于其发展可参考Kneer； Nassehi， 1993， S. 17ff. ； Luhmann， 1988， S. 293f.，本文所使用的系统理论指的是自我再制系统理论。

　　2.关于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中文请参考汤志杰，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及其对法律的社会学分析。八十一年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惟该文偏重探讨Luhmann较早的理论，对于1980年之后以Autopoiesis理论为核心的研究着墨不多。

　　3.关于系统理论的认识论请参考Luhmann， 1988： Erkenntnis als Konstruktion， Bern； Gripp-Hagelstange， H.， 1995： Niklas Luhmann. Ein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Einfuehrung， Muenchen.

　　4.自我再制的概念在其原始用法上仅用来指涉生命系统（die lebendigen Systeme），发展此一概念的两位生物学及神经生理学家Humberto R. Maturana与Francisco J. Varela，明白反对将此概念用于社会的脉络，请参考Kneer/Nassehi 1993， S.47ff.；Luhmann则认为这样的异议缺乏说服力，批评该见解对于社会事实的理解过于简化，请参考Luhmann 1995b， S.271ff.。

　　5.此种开放性与封闭性的关系在认识论上具有深远的效果，关于其与基进建构主义（radikaler Konstruktivismus）请参考Luhmann， 1988： Erkenntnis als Konstruktion；另外请参考Reese-Schaefer， W.， 1992： Luhmann zur Einfuehrung， Hamburg， S.82ff.。

　　6.衍生性（Emergenz）概念是指，成立一个新的秩序水平（Ordnungsniveau），而且这个秩序水平无法由其物质或能量基础的特性来说明，请参考Kneer/Nassehi 1993， S.62；或是Willke 1993， S.276.

　　7. Luhmann基于一些重要理由建议，在理论工作的脉络中，一开始应该对人的问题保持缄默，详细请参考Luhmann 1995b.

　　8.这并不表示意识或生命在沟通中不扮演任何角色，「很清楚的是，人的意识与生命？？？乃社会的沟通不可或缺的前提。」（Luhmann 1990， S.64）于此必须区别因果性与功能的关联。关于意识与沟通的关系，请参考Luhmann， 1992：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 M.， S. 11ff.。

　　9.所谓主要分殊化形式系指足以作为社会所有系统之特征者，除此之外还有建立在主要分殊化形式之基础上的次要分殊化形式，请参考Kneer/Nassehi 1993， S. 114f.；关于三种分殊化形式另外请参考Willke 1993， S. 248f.。

　　10.关于政治功能的演化请参考Luhmann 1990， S. 167ff. 11.在此意义上自我指涉系统即是自我再制系统，Luhmann不像Maturana与Varela那样严格区分此二者，这也是构成他们争论的重要原因。

　　12.系统理论将社会区分社会结构（Gesellschaftsstruktur）与语意形式（Semantik）两个层次。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分殊化为次系统的形式，次系统彼此关系的形式，次系统与总体系统关系的形式，以及次系统对己关系的形式。社会的语意形式则是指社会可使用形式的总体，语意形式保存了有意义的─事务的、社会的与时间的社会形式（sinnhafte， also sachliche， soziale und zeitliche Formen einer Gesellschaft），请参考Kneer/Nassehi 1993， S. 116ff.。进一步请参考Luhmann， 1980， 1981， 1989 und 1995：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4 Baende， Frankfurt a. M. 13.该书还处理国家形式学，法律形式学与国家任务学的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只集中处理「监督国家」的理论。

　　14.似乎是指一般国家学（Allgemeine Staatslehre）。

　　15.这种说法是否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值得怀疑。因为社会系统理论是以西方社会为对象所展的理论，尤其是「现代社会是功能分殊化的社会」这种观点，是否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值得进一步研究。可参考Marcelo Neves， 1992： Verfassung und Positivitaet des Rechts in der peripheren Moderne， Berlin.，该书以巴西的现代化历程为例，探讨社会系统理论分析边陲国家时所遭遇的困难。

　　16.国家形式学的问题请参考Willke 1992， S.85ff.。

　　17.此概念及理论系Ulrich Beck所创，主要是指现代社会生产一种特殊的风险，由于其规模之大而无法在由任何型态的保险所保障，例如原子能发电，化学及基因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请参考Beck，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 M.。

　　18. Willke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种相互协商的过程要如何论述式（diskursiv）地达成，但是Habermas认为这样主张时，就会把一个内在于相互同意效力的理想化契机，带入系统理论的描述当中，而瓦解其理论的一惯性。（Habermas 1992， S.419）关于Habermas对系统理论的国家理论所做的批评，请参考Habermas， 1992： Faktizitaet und Geltung， Frankfurt a. M.一书第八章。

　　19.关于行动理论与系统理论在社会学上的区别，请参考Luhmann， 1981： Handlungstheorie und Systemtheorie， in： ders. Soziologische Aufklaerung 3， Opladen， S. 50ff.。

　　20.关于Willke的调控理论，进一步请参考其最新著作Willke， 1995： Systemtheorie III： Steuerungstheorie， Stuttg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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