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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出差常到北京。到北京的感觉，大家都有体会，要钻出机场楼、坐上出租车才真正找到。那就是誉享全球的“中央一台第一套节目”：时事经纬司机“侃”。有一次，恰逢扫黄“严打”，“的哥”的晚间生意大受影响。一肚子苦水倒完，总结成一句难忘的话：您说，咱们中国问题在哪儿？它没宪法！

　　我没抗议。中国其实一直有《宪法》，连“文革”期间公检法都砸烂了也不曾指示取缔。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他说的是缺法治。法治，据说按正确的理解应作“良法”之治。良法，在现代国家须出自一部“母法”。这母法的名，便叫宪法。可惜有宪法未必法治行；自从立宪，倒是清末法律改革家沈家本说的“有法而不循法，法虽善，与无法等”的情况居多。难怪有个别“法盲”生活于恢恢（宪法）之下而不知头顶上“国家意志”白纸黑字。当时一笑了之。

　　后来，香港特区终审庭判“一二九（小人蛇）案”不当心犯了错误。特区政府（通过国务院）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全国大母法）行使权力，解释（特区小母法）推翻终审庭的判决。香港法律界因此掀起一阵波澜，学者、律师、政沦家纷纷著文，辩论特区政府邀中央。“干涉”特区司法的宪法理据和法律后果。被人问了几回宪法问题，又想起北京司机的话。对照中西学者的论述，觉得还就是他对《宪法》的看不见、没感觉，触及问题的要害。问题不妨这样提：《宪法》怎么不见的？不见了，干嘛还老拿它抱怨、呼唤？

　　两个问题都涉及宪法（制度）跟《宪法》（文本）的性质和功能。

　　世界各国的宪法，文字都大同小异；宣传普及，都好用“人权”、“神圣”之类的“靓”词。落实到中国近代史，原来和鸦片、眼镜、自鸣钟一路，是舶来货。在它的老家，本是关于国家权力的一套规则、信条；分动（运作程序）、静（组织结构）、内（部门关系）、外（公民权利）四个方面。人权，当然也是宪法在“理论”（即宪法语言的“神圣”意义）上致力规定和保护的。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见，二OOO年三月十日）。那么本案村委会收取税费，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通说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而否定村委会的行政权；村委会行使的行政职能，只能得自依法享有行政权的上级机关的委托（马原，《中国行政诉讼法教程》修订本）。所以，村委会自行摊派税费，虽然“具体”（即针对特定对象、就特定事项而做），却非“行政”，超出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怎么办？

　　倘若改以民事诉讼（“民对民”）当做侵权或债务案件审理，则因为民事诉讼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农民须承担证明村委会侵权或违约的责任。不像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归被告行政机关，要它证明自己的行政行为合法。此外，还有一系列实体法问题法理未明（如摊派算不算“行政合同”、适用什么规则），争讼极易旷日持久，越发加重厂农民负担。反之，如果农民坚持行政诉讼，认为村委会依惯例享有行政权，故而

　　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