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干预的合理性，把纠正市场失灵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把政府看成是一部超级机器，是集体利益的体现。公共选择理论并不认为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而是只有通过政治程序或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塔洛克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规定他们追求个人目标时自治程度的行为准则和制度约束在私人企业中要比在政府部门中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个反常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有可能恣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不但为“政府失灵”提供了微观分析基础，而且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特征。

　　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市场机制并不象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一架运转良好、能够自动调节的机器，市场的解决办法并不总是最优的。政府（或集体）干预应该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这些缺陷是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如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以及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出现，完全竞争模型并没有把这些情况纳入它的分析框架。因此，他们提出国家应当更多地担负起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责任。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的自利性，推出了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府必然是失灵的结论。这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是一次重大的修正，并使经济学分析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延伸，公共选择的政治程序化有了逻辑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在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中，只强调了“经济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经济人”在政治市场上的政治利益及政治集团利益并未做出解释。将个体置于政治市场中，应当存在一个“政治人”或“社会人”。这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对政治人的政治利益进行描述，否则“投票”中的政治民主就失去了逻辑基础，也不能很好地说明利益集团政治诉求的动因。

　　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评价

　　主流经济学的所谓制度心理个体主义，是包括以下几个命题的分析方法：一是只有个体才能有目标和利益，因此，任何制度分析除了个体之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科学的解释基础；二是社会整体是个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社会整体必须归结到个体行为上才能形成一致性的理论；三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是由个体主观效用最大化构成的，个体行为的性质是由认知结构决定的，因此，对制度等整体范畴的认识必须从个体心理出发。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程序的解释，只是一种逻辑推理，与主流经济学一样，在分析框架方面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门格尔提出的。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最简单因素是个人的评价，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形成实际生活中可观察到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把方法个体主义加以系统阐述，并把它作为基本原理来加以推崇的人是与门格尔属于同一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米塞斯指出，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原理的内容有三项：第一，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做些有关集体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各个个人对于这个行为所赋予的意义。第二，人是社会动物，但社会过程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为的不断变动就是社会过程的进展。第三，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由于个人的行为才赋予集体以具体的意义，米塞斯给“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这个定义不但把个人和个人有目的性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 主张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应当是从个人到社会，而不是相反，而且承认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也具有某种意识或目的。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个体分析方法，对理解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或组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方法对理解企业尤其是对理解市场制度或组织，更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市场行为以及企业中的契约行为，恰恰就是个人行为的一种直接结果。

　　笔者认为，整体虽然是由个体组成，但它决非是个体简单相加的产物。个体本身并非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单纯从个体出发来认识制度，一则无法清楚地把握个体本身的性质，而只能从抽象而又含糊的人类行为理论出发；二则无法判断个体间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作用的性质，而只能把个体的相互作用比拟成抽象的契约谈判行动，从而无法把握各种个体间契约谈判行动的外部影响，以便从个体相互作用中总结出社会作用方式的规律性。这些缺陷体现为：第一，无法把握人类行为中各种价值目标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起源方式；第二，无法解释历史上许多集团行动产生的原因，以及一些非利他主义行为广泛存在的现实；第三，无法真正解释许多社会整体现象起源的过程，而只能给出某种逻辑性的理论假说。

　　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错误地理解“自由选择”的内涵，从而将各种行为限制、行为强制以及行为能力排除在分析之外。这表现在：第一，最大化分析框架直接排除了个体选择的过程机制。选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标不确定以及目标效用结果不确定的存在。如果用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化行为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贝叶斯选择模型来代替人类行为，那么实质上就排除了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而将社会演变为个体决定论的世界。第二，人的意愿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考虑其实现意愿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能力等条件时，选择必须以可实现的客观能力为基础。因此，在没有给予任何主观实现能力的条件下采取的某种违心的行动不是选择，而是一种被强制行为。因此许多社会结果不能被视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应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强调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必须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意识指导下的行为作用方式；二是由该行为通过各种机制产生的间接作用。如果要洞悉各种间接作用的性质，则必须考虑社会结构以及个体所在集团的性质。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仅仅分析了效用最大化动机引导下的直接行为作用方式，而忽视了后者。

　　过分强调理性最大化行为方式，可能会将人类行为中非意识性、非目的性的行为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最大化行为方式要求主体的效用偏好必须满足一致性、传递性等条件。但事实上，许多偏好根本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如许多非财富化价值目标根本不能同财富目标相协同，具有非连续性、跳跃性、间断性的特点；强行将一些社会价值目标和人类各种行为基础都纳入理性最大化行为模式中，必定抹杀这些范畴的内涵，忽视它们在制度变迁、制度绩效中的作用。

　　从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的个体行为模式来分析制度，容易导致反复，因为意识形态中的各种规范和价值准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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