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力或执行失范，只能使政策纸上谈兵、束之高阁，徒损政府威信和政策信誉。在政策评估中，必须坚持效能、效率、充分和理性的标准，能够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运有熟络的专业知识和专门的方法与技术，准确地测定公共政策的效果与效益，能够科学地对“政策病理”(policy  pathodlogy)作出诊断，就公共政策失效的原因进行分析。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公正防止了偏见和自私的歪曲，知识和自居力保证了别人的志愿将得到准确的评价”[7]。而公共政策程序的公正则要求公共政策的议程建构、规划设计、执行评估等环节必须按照科学客观的原则和法定的程序开展，任何超越既定“游戏规则”和法定程序的政策，将是丧失合法性和公正性的政策。
    公共政策应该是公平的。公平管理学派认为，公平是每个人拥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和社会利益的权衡。同时公平不仅是一种伦理价值，而且也是法律、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体系。罗尔斯认为，作为一种公平的正义观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认为，如果社会和经济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8]公平即平等是公共政策调节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的基本准则。在公共政策规划中，就需要建构公平的理念与原则。美国学者亚拉伯·卡普兰(Arabam Kaplan)曾经提出了政策规划的公平原则：（1）公正无偏原则，即持无私无偏的态度，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社会大众等，均应予通盘谨慎的考虑；（2）个人受益原则，即无论采取何种行动方案解决问题，最终的受益者必须落到一般人民身上；（3）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原则，即应考虑使社会上居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及个人，能够得到最大的照顾，享受最大的利益；（4）分配普遍原则，即应尽可能使受益者扩大，尽量使利益普及于一般人，而非仅仅局限于少数人。……[9]如前所述，公共政策要兼顾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不能对一部分或团体持有政策歧见，有意忽视其利益，或者通过牺牲一部分人及其团体的利益以成全另一部分人及其团体的利益。同时，公共政策要优先考虑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劣势的一部分人，尽可能使受益扩大，而不仅仅局限于特殊个人或特殊阶层。另外，“公平问题不仅存在于公共政策消费方面（谁受益），而且存在于其产出方面（谁支出）……，与平等和不歧视相连的基本原则是应该近乎一致地对待人们，除非存在区别对待的充分理由。”[10]这就是说，公共政策一方面要考虑受益公平，即“得到的怎么样？”；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支出公平，即“付出的怎么样？”。再者，公共政策既要考虑横向公平，即“平等地对待平等的代内人”；又要考虑纵向公平，即“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代际问题”。
     公共政策应该是公开的。公共政策是在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的共同空间——公共领域之上达成的。“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11]公众具有对公共政策及一切重大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公众能就政策问题与制定者达成磋商意见，能够通过民主的程序表达和整合自身利益，通过意见表达机制和特定的规则（如投票规则）决定公共政策的选择，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或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政策的形成不是“密室谋划、暗箱操作”，而是光明正大、讲究透明的产物。公共政策决定最终作出之后，通过一定的法定或约定俗成的方式，如新闻发布会、文件、白皮书等，进行政策宣示，政府正式向公众晓以政策决定。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开展政策动员有助于政府意志自由得以落实，有助于激发公众的劳动热情和政策落实的积极性。公众具有对公共政策的话语权，围绕公共政策的善与恶、利与弊、对与错等问题进行讨论，整合并表达公众意见，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施加强大压力，可能迫使政府采取修改与调整、终止与退出的政策行为。此时，公众舆论的压力成为了公共政策的一种评判和治疗的手段。因此，除法律特别规定保密外（如国防政策、外交政策等），现代公共政策讲究内容的公开和程序的公开，讲求公众发表意见的公开而又合法途径，强调公众舆论监督。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公开性，公民及公民团体才可能了解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合法和符合公众利益。公共政策是公众的愿望和利益在公共领域基础之上的公开表达。  政策何为？
    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Bingham Powell,Jr）在其所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指出，公共政策通过提取、分配、管制、象征四种实际作为的输出类型而使公众获得福利、安全和自由等三种政策结果。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功能就是提取性、分配性、管制性和象征性；通过这些功能手段，公众获得了福利、安全、秩序和自由等方面的公共政策产品。
    公共政策提取能力的大小反映着国家或政府汲取能力的大小。资源的提取包括金钱（如税收）、产品（如征粮）、人员（如服兵役）或服务（如义务劳动）等，而在现代政体中，税收是最普通的提取形式。税收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公共设施、公共安全、公共福利、公共管理等活动及其目标提供资源、筹措资金，是调控宏观经济活动的重要杠杆。同时，还是国家实施再分配或转移性支付的主要手段。而且，政府还经常设计出各种税收政策来限制人们使用某些产品，如烟、酒等；也可以能过用免税的办法来鼓励慈善捐款或符合政府要求的投资之类的行为。公共政策的分配活动指的是把金钱、商品、服务、荣誉、地位和各种机会分配给社会中的个人和集团，诸如工资收入、医疗保健、教育、住房、就业等。政府的绝大部分开支构成了分配，分配的目的就是满足公众基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公平供给，从而维系社会的公正和稳定。公共政策管制所体现的是对社会中的个人和集团的行为施加控制。政府制定能源保护、环境保护、计划生育、交通安全、财产保护、护照管理、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强迫或诱导公众的行为，强制人们履行责任和义务，惩处犯罪，准许开展各种活动等等。公共政策管制的输出应该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1）人类行为和交互作用的哪些方面受到了管制，受管制的程度有多大？（2）社会中哪些集团受到这样的管制，执行管制时受到什么程序限制？（3）为强迫或诱导人们的作为，使用了哪些类型的奖惩法令？[12]公共政策管制的目的是确保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排除对公共秩序的集体威胁，增强公众的权利和义务意识以及对公共政策的顺服程度。此外，公共政策还通过典礼、仪式、人物、演讲等方式展现象征的功能，增强公众信心和团体意识以及公众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
    公共政策提取、分配、管制、象征的功能并非截然分野，它们也常常围绕一项政策采取几种组合的手段。在实行一项税收政策时，一般至少要使用或表现这四种功能。税收政策的直接目的为了获得执行福利和国家安全计划所需要的资源（提取），但它也实行转移性支付而重新分配以支持贫穷地区和个人（分配），同时政府也通过税收对其鼓励的行为实行减免税（象征），对不提倡或反对的行为给以重税（管制）。比如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提出了一项主要包括对财政鼓励和抑制措施的能源政策：对“耗油”的汽车征收重税、对省油的汽车减少征税、对从烧天然气和烧油转成烧的工业部门和对屋内备有热绝缘装置的户主准许缓缴税款，以及提高对天然气和石油所征的税。这项政策的目的是管制性质的，但其手段却是提取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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